爭議背后 另有他圖

　　記者：您覺得爭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唐樹備：當時臺灣的李登輝同意搞“汪辜會談”，他的主要目的和我們不一樣，他的目的是要體現兩個對等政治實體，臺灣和大陸是兩碼事，所以他要到新加坡去。他在國際上也宣揚這個東西。我們是想搞經濟，而搞經濟也符合臺灣民眾的利益。辜振甫先生是臺灣的經濟老大、是工商界的老大，他當然也愿意談經濟，所以當時談經濟我們和辜先生是有共識的。但是李登輝有他的政治目的，他也同意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談。

　　大陸當時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應當是經濟上比較困難的時候，不像現在那么多外匯存底，老百姓也富裕得多了。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較低，李登輝的思想就是臺灣的錢有很多，所以臺灣就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對我們，李登輝說你要我談可以，你得單方面保護我的權益，我也不同意直接投資。為什么呢？因為同意直接投資的話，他就控制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辜振甫先生也愿意在經濟上做點事情，在這么一種狀態下達成經濟共識是很困難的，最后達成了一個比較原則性的共識，把“加強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這十個字寫入了協議。然后有一些具體項目，比如說能源合作、高科技合作、建立授權的民間經濟交流會議的制度，就是經濟交流要制度化，這樣一些東西我們一定要寫進去，臺灣不同意寫，最后說以后再討論吧。這個協議簽成以后，青少年交流了、新聞界也交流了，但是經濟問題從來沒有再談過，因為李登輝不同意談了。

　　當時大陸改革開放進入熱潮，我們加強對臺商投資的保護，吸引了臺商。所以盡管兩會沒有再就經濟問題討論，就是2008年以前沒有再談，但是實際上推動了臺商到大陸投資，有它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