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 盛學友

　　3月12日上午，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傳來一陣陣的掌聲。這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工作報告。

　　在熱烈的掌聲中，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黑龍江金馬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澤林心潮澎湃，“這掌聲，是對‘兩高’報告的認可，是對‘兩高’報告的肯定”。

　　3月13日，獲得過全國優(yōu)秀律師、全省十佳優(yōu)秀律師、維護全省律師合法權益貢獻獎等多項榮譽稱號的李澤林，和《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聊起了他對“兩高”報告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話說，概況起來就是：司法公正“涅槃式”飛躍。

　　以審判為中心，彰顯司法公信力

　　“‘兩高’報告，非常好！”李澤林說，過去一年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效。比如，密集出臺了一些司法解釋，無論是提高案件質量，還是加強隊伍建設，都有非常大的突破，兩高進一步完善了訴訟服務中心、控申接待中心等建設，簡化手續(xù)，一站式服務，方便了當事人，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據(jù)最高法院工作報告，去年，全國法院產生入額法官11萬名，85%以上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基本完成法官員額制改革。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實行法官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強化錯案責任追究。

　　根據(jù)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去年，全國檢察機關已遴選出71476名員額制檢察官。按照“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原則，制定檢察官權力清單，檢察官在授權范圍內獨立辦案，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李澤林告訴《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員額制’改革，激發(fā)了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也是提高辦案質量的一個重要手段。”

　　讓李澤林高興的還有，作為一名執(zhí)業(yè)律師，作為法律職業(yè)共同體中的一員，律師合法權益的保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中央政法委出臺一些規(guī)定之后，兩高、三部委也都出臺了相應規(guī)定，更加細化了對律師維權的具體措施，“為建立真正的法律職業(yè)共同體，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都很好！”

　　一連說了幾個“很好”之后，李澤林告訴《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針對兩高報告，他有很多感慨，為此，他自己總結了以下“四個精神”：

　　第一，敢于啃硬骨頭，從頑疾入手的精神。

　　過去，一個是立案難，一個是執(zhí)行難，這“兩難”是歷史性的頑疾。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以后，最高法院認真貫徹黨中央的部署，下大力氣，實施立案登記制度，立案難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

　　執(zhí)行難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望實現(xiàn)周強院長向全世界昭示的用兩到三年時間解決執(zhí)行難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頑疾，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屬不易”。

　　第二，敢于碰硬，從糾錯入手的精神。

　　中共十八大以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糾正了聶樹斌案、譚新善案等一批重大冤錯案件，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xiàn)，全國上下、社會各界反響非常強烈。傳播了正能量，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冤錯案件的發(fā)生，讓正義蒙羞，教訓十分深刻。”周強院長強調，要堅決引以為戒，強化辦案責任，健全制度機制，堅決守住防止冤假錯案底線。

　　“直面問題、有錯必糾，持續(xù)監(jiān)督糾正冤錯案件。”曹建明在工作報告中回顧2016年最高檢察院的工作時，也重點提到糾正冤錯案件。

　　提高司法公信力還表現(xiàn)在，對自己隊伍中內部腐敗問題以及“害群之馬”也絕不手軟。最高法院查處本院違紀違法干警13人，各級法院查處利用審判執(zhí)行權違紀違法干警656人， 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處理86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隊伍，讓隊伍更加充滿朝氣，這也是一個精神。”李澤林說。

　　第三，從健康入手注意勞逸結合的精神。

　　周強院長在工作報告中提到，“去年以來，周衛(wèi)東、侯鐵男等36名法官積勞成疾、英年早逝”。

　　李澤林介紹，侯鐵男是黑龍江省高院黨組成員、執(zhí)行局局長，“我作為黑龍江一名法律工作者，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痛心”。

　　李澤林對《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說，這些優(yōu)秀的法官殉職在工作崗位上，一方面精神可嘉，但另一方面，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勞逸結合，別讓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太苦了、太累了，“就是一臺機器，也得休息，也得加油，況且是人呢，他們需要正常的生活，不是工具”。

　　為此，各級司法機關的領導，要注意讓司法工作人員做到勞逸結合，“這其實也是一種精神，當然，這個是我臨時想到的”。李澤林說，“這個精神很重要，人是生產力第一要素，只有保證了健康，才能保證生產力發(fā)展”。

　　第四，從案件核心入手的精神。

　　實際上，我們已經喊了很多年的“以審判為中心”了，但面對當時的“多個中心”特別是“以偵查為中心”等情況，都可能因為被利益集團綁架或者地方保護主義而導致“以審判為中心”成為一句空話，沒有真正實現(xiàn)。

　　如今，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指引下，縷清了脈絡，能做到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在如此基礎上，真正回到了客觀的司法救濟途徑上，以審判為中心，一切以庭審為重點，訴辯雙方不在法庭上是不能對證據(jù)進行質證的，而證人出庭、鑒定人員出庭等一切措施，都是圍繞著“以審判為中心”來完成的——以審判為中心，證明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司法公正實現(xiàn)了一個“涅槃式”飛躍。

　　調解輕微刑事案件，絕不能“和稀泥”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讓我們看到了司法公正。就像“打老虎”也“打蒼蠅”一樣，對于輕傷害、虐待等一些輕微刑事案件，如何依法公正處理，讓百姓心服口服，也是彰顯司法公信力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因為，一些輕微刑事案件，在百姓生活中經常發(fā)生，看得見，摸得著，“老百姓能夠通過點點滴滴切身感受到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過程中是否依法、是否公正”，李澤林告訴《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對于輕微刑事案件，可以進行調解，但絕不能‘和稀泥’”。

　　現(xiàn)實生活中，有的司法機關對一些輕微刑案不是“太上心”，認為都是“小案件”，不值得下太多太大的力氣，為此會出現(xiàn)“和稀泥”的現(xiàn)象，“其實，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化解矛盾，而是把矛盾推出去了事的心態(tài)”，李澤林認為，“這反而會埋下次生矛盾的隱患”。

　　“國家提倡對輕微刑事案件進行調解，您認為調解的前提必須具備什么條件？”《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問。

　　李澤林說，無論是公安機關，還是檢察機關，亦或是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調解，必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具備了這三個條件，采用速裁方式調解輕微刑案，是有積極意義的，能及時化解矛盾，不用走繁雜程序，節(jié)約社會資源。

　　調解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案件必須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這是根本。

　　調解的第二個前提條件是，必須劃清責任。

　　“調解的目的，絕不是為了‘和稀泥’”，李澤林告訴《法律與生活》雜志社記者，他始終堅持，法院當以裁和判為主，因為公權力解決矛盾是最根本的，“因為，借助公權力化解矛盾糾紛，還有一個昭示的作用，但是，如果司法機關‘和稀泥’，當‘和事佬’，那就不能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了。如果在民間，百姓這樣做，就另當別論了，是不是？”

　　李澤林強調，劃清責任非常重要，他（她）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由于他（她）認罪態(tài)度好，并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可以施以輕判，但首先是劃清責任，有悔罪和改過的表現(xiàn)，這是前提。“如果這個前提丟了，就有可能被其他人利用，變成一個腐敗的手段了，這是非常危險的，影響法律公平公正，損害司法公信力”。

　　調解的第三個前提條件是，必須是各方當事人都同意調解。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還要硬調解的話，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如此做法違反了自愿原則。調解的前提以自愿原則為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不存在調解，而就是‘壓解’了”，李澤林進一步解釋道，“就是壓制一方進行調解”。

　　在迫于某種壓力情況下，從表面上看，矛盾似乎通過所謂的調解來解決了，司法機關在程序上似乎也了結了一起案件，但實際上，被壓制的一方當事人會心里不服，極有可能會反悔，有可能會出現(xiàn)新的矛盾和糾紛，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化解矛盾，更不是國家提倡對輕微刑事案件進行調解的本意，“實際上，這種做法，破壞了規(guī)則，只是把矛盾推出去了而已”。李澤林介紹，檢察院對一個案件有權審查夠不夠起訴條件，評價當事人是否涉罪是其法定職責，但是，從國家衡平的原則來講，“檢察機關不能對案件證據(jù)進行選擇性運用，如果這樣的話，不利于真正達到懲治犯罪、保護國家秩序的目的”。

　　當一個案件無法達成一致和解意見的時候，就要尊重法律程序，“以審判為中心，讓各方當事人，把理說在法庭上，講事實，擺證據(jù)，證人出庭，接受質證，最后由法院斷定，是否有罪、罪大罪小”。

　　李澤林最后總結說，涉嫌任何一個罪名的輕微刑事案件，要想調解，前提必須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未造成嚴重后果，劃清責任，各方自愿同意調解，并發(fā)自內心地達成一致和解意見——這種情況下的調解，“才會讓各方心服口服，才會真正案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