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津：從“日據”與“日治”之爭看馬當局施政風格
近日，圍繞臺灣教科書內“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島內引發熱議。華廣網今日刊載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英津的評論文章指出，臺灣“日治”與“日據”之爭，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臺灣政治生態中的“統獨光譜”，以及馬英九當局的施政風格。
全文內容如下：
由臺灣克毅等三家出版社編寫的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因書中使用了“日據”等表述，被臺灣教育主管部門教科書審定委員會認為不符課綱，予以退回。于是，圍繞著“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在臺灣島內引發了一場熱議。主要分兩派，一是主張采用“日治”表述的“日治派”，二是主張采用“日據”表述的“日據派”。
“日治派”認為，清政府甲午海戰失敗后，于1895年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被迫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既然是割讓給了日本，就意味著日本當年對臺灣的占領并非莫名強占，因此不可稱“日據”；相反，日本是依條約而“合法”統治臺灣，故應稱為“日治”。而“日據派”認為，割讓臺灣雖然是清政府通過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之形式而作出的行為，但該條約是在日本武力脅迫之下簽署的，不是清政府的真實“意思表示”，因而在國際法上屬于非法、無效之條約，因此，日本對臺灣的占領是“竊據”，屬于“非法統治”，故應稱為“日據”�！ �
“日治派”與“日據派”爭論的背后，是“臺獨史觀”與“中國史觀”的博弈�！叭罩闻伞钡恼鎸嵞康氖菍⑴_灣與大陸在歷史淵源和法理論述等方面做徹底切割，其思維主軸是“去中國化”。倘若“日治”與“日據”之爭僅限于字面上的爭論，尚屬無可厚非，但倘若借文字表述來蓄意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和引導，強化“臺獨史觀”，則問題就變得嚴重起來。表面上看，“日治”與“日據”僅一字之差，背后卻隱含著對臺灣身份、臺灣與大陸的關系、臺灣民眾對日本的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不同認知。
臺灣各界認為，“日據”和“日治”之爭的淵源是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篡改歷史教科書，而現在臺灣年輕一代之所以出現不認同“一個中國”問題，根源亦在于教科書�；仡櫄v史，“兩蔣”時期臺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均使用“日據”表述。李登輝主政時期的1997年，臺灣的九年一貫“國中課程綱要”，首度規定“日據”改用“日治”。繼李登輝之后，陳水扁主政8年，主要由“臺獨”人士把持“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的掌控和引導下，臺灣的大小出版社便陸續改用“日治”這一表述了。對于李扁時期被篡改的歷史教科書，2008年馬英九上臺主政后理應“撥亂反正“，但迄今馬英九當局仍未對教科書問題作任何修正（除此次公開表示官方文書采用“日據”表述之外）。此次“日治”和“日據”之爭引發后，鑒于已無法回避此爭議，于是馬英九公開表示，雖然他從小到大均用“日據”，但民主社會應該包容不同聲音，所以他不反對有人用“日治”，民眾對歷史有不同看法和記憶，可以容許討論。臺灣“教育部”也決定，教科書可以使用“日據”，但不必禁止“日治”，由出版商自行詮釋；換言之，臺灣教科書里，“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都可以用。
馬英九當局的表態和作法，對于大陸方面來說，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馬英九當局堅持了“中國史觀”，支持了“日據說”，此與其一貫堅持“兩岸同屬于一中”的立場相一致。盡管其表態是被動作出的，但仍不失為局部性“撥亂反正”之舉，這一點值得肯定。憂的是，馬英九當局在后續教科書之“撥亂反正”問題上缺乏應有的膽識和勇氣；“可以使用‘日據’，但不必禁止‘日治’”的處理方式難免讓人們覺得，馬英九當局帶有“和稀泥”的意味，背后折射出馬英九當局的軟弱和對綠營人士的妥協。因此，筆者對馬英九當局在臺灣歷史教科書方面以分開兩部分來處理“日據”與“日治”之爭的作法不予認同。正如臺灣一家媒體評論稱，由臺灣歷史教科書引發的“日據”與“日治”之爭，不是言論自由問題，更不是包容與否問題。眾所周知，我們應客觀地對待和尊重歷史，歷史是“對過去所發生事實的真實記載”，是“客觀的存在”，盡管不同的人們會因其知識、智力、閱歷、年齡、職業等因素會對“歷史事實”的體認有深淺之別，但事實就是事實，不能以“包容態度”來處理。馬英九先生應該清楚，這不是學術問題，宜包容各種觀點，“有容乃大”，而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主權問題，何來“包容”之說？從臺灣“日治”與“日據”之爭，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臺灣政治生態中的“統獨光譜”，以及馬英九當局的施政風格。（王英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