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并非保增長政府干預不應過度

　　4月以來的經濟數據表明，稅收增速、投資速度和出口數據明顯下降，經濟趨于下行。一些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悲觀地認為，現在的經濟形勢就像2008年的狀況，個別省區經濟增速甚至下降到7%以下。出于防止經濟快速下滑的考慮，穩增長成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國家發改委日前加快投資項目審批，尤其是加快鋼鐵、火電、機場項目的審批，被市場解讀為新一輪刺激計劃啟動。

　　經濟增速適當下降是合理的

　　筆者認為，今年經濟形勢不同于2008年底至2010年中金融危機時期，當前全球貿易仍然處于增長之中，經濟指標也比那時要好，判斷目前經濟形勢回到2008年的看法不符合實際。目前經濟增速回調，是基數擴大和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反映。

　　過高的經濟增速會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當前很多消費品價格已經出現國內外倒掛。在倒掛的情況下，如果不增加進口，物價就下不來；本幣匯率不升值，就無法刺激進口平衡物價。經濟增速的適當下降，有利于抑制物價上漲，有利于提高民眾的真實生活水平。

　　對于經濟增速，我們不能只看月度數據，更要看季度數據，連續觀察3-6個月，才能準確判斷可能趨勢。尤其是出口、稅收和投資等數據的彈性很大，不能根據4月的情況就對政策進行大的調整，最多只能是微調。

　　政策部門不應被經濟增速數字迷惑，更不要把數字看作面子，而應更多地考慮數字背后的真實意義。這幾年，我國的名義GDP增長很快，但大多數人的名義收入并未相應增長。GDP是一個可以根據需要調整的數據，經濟形勢好了，報告的數據可能遠高于真實水平；而形勢不好，報告的數據可能低于真實數據，這體現的是地方政府與宏觀政策的博弈。

　　因此，“穩增長”不是要“保增長”。今年我國已經確定經濟增長速度維持在7.5%的目標，就應該有所準備，坦然接受一定程度的經濟下滑。隨著經濟基數的擴大，尤其是長期持續的基數擴大，經濟增速適當下降是合理的、應該的。

　　資金效率下降

　　這兩年的高增長，尤其是資金的寬松供給和投資擴張，使企業依然留戀2009-2010年的經濟環境，因此認為現在資金緊張、投資不足。實際上，2008年以前我國信貸每年增長規模基本不超過3萬億元。只在危機期間，信貸增加量是以前的2.5-3倍，最高的2009年增加量近10萬億元。今年1-4月我國信貸增速為15%，超過物價與經濟速度之和，這個數據并不低。

　　再看投資。2008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為17.2828萬億元；2011年，我國投資規模31.1022萬億元，同比增長23.3%，增加規模為5.9萬億元左右；2012年投資增長速度將超過20%，2012年底該數據有望超過36萬億元。4年內投資規模翻番，這樣的速度并非動力不足。2008年投資占GDP的比重為57.5%，2011年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66%，創下歷史新高，這樣的投資水平不可謂不高。

　　再看貨幣供應量，2011年我國貨幣供應量(M2)為85.1591億元，而GDP為47.1564億元，1.8元的貨幣供給才創造1元的GDP，這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水平，而危機之前的2008年，1.58元的貨幣供給就可以創造1元GDP，這說明貨幣供給并非不足。

　　觀察投資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量，可以得出結論，這三年的GDP增量，幾乎是靠貨幣供給和投資增加堆積起來的，并非依靠效率、效能的提高。我國每年的電力消費在4萬多億千瓦，與美國差不多，但創造的GDP與美國差距巨大。我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超過了美國中央銀行，但我們的資金效率與美國相差很遠。

　　利用危機調整結構

　　歐洲經濟出現負增長，民眾對政府的緊縮政策強烈反對，但歐洲沒有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應該說，任何一次大危機，都是原有產業、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的危機，每次危機過后，都會有新的產業技術革命發生。歐洲和美國在負增長和低增長的同時，其市場和企業正在醞釀技術更新和產業革命。

　　市場經濟有自身的規律，適當的政府干預可以補充市場調節的不足，但過多的政府干預會破壞市場功能，帶來經濟質量的下降，延緩產業技術升級和結構轉型。因此，我們應該準確把握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力度，政府不要過多地替代市場功能。

　　當前，我們應利用外部危機，淘汰國內落后產能和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效能，降低能耗，減少資金投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甚至把這些作為考核指標。一個沒有經歷過經濟周期調整的市場，其產業結構必然是逆向調整。2009年以來，我國存在著局部產業結構逆向調節，當前不應繼續重復過去的教訓。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讓所有企業都生存，一定數量的微觀企業倒閉是正常現象。如果宏觀政策試圖讓所有企業生存，這樣的正常很可能會危害企業乃至消費者。因此，政策層不能聽到部分地區和部分企業的反映而對宏觀政策做出大的調整。如果一遇到危機和困難，就大上投資項目，甚至要把經濟增速維持在8%甚至9%以上的水平，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就會成為空話。

　　在過去的歷次宏觀調控中，每次都只調節中資企業，很少調節外資和外企，最終導致在競爭中大企業和外資企業獲利，而對中小企業不利。當政策著眼于中小企業時，卻帶來信貸和投資的過度擴張。因此，在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中，要首先增加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

　　此外，發達地區經濟過去長期高增長，未來發展必然面臨率先轉變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挑戰。面對挑戰，發達地區要主動出擊，而不是繼續尋求投資和信貸擴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