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對于后期的調控思路，全球貨幣當局均采取邊走邊看的“微調策略”，而美聯儲無疑是最重要的風向標。
行為變化
美聯儲將購買美國長期國債計劃和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工具(TALF)中大多數貸款項目的期限分別延長至今年10月底和明年3月底，并且開始小幅修復前期快速擴張的資產負債表；中國央行則在《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首次明確“注重運用市場化手段進行動態微調”，而周小川則在上月舉行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期間表示，聯儲的政策取向是中國貨幣政策方向調整的重要參考。由此可見，美聯儲作為此次危機中最為重要的經濟推手 （全球經濟出現明顯好轉確實也是在今年3月份美聯儲宣布實施非常規貨幣手段之后）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但此次危機中一個新情況是超出大家預期的，即雖然各國均采取微調策略，正如在危機解救過程中全球聯手形成的巨大合力一樣，如今這種合力正在對剛剛恢復元氣的金融市場產生復雜的影響，近期全球股市的深度調整也應該主要緣于此點，其中，中國股市最為明顯。
因此，正如芝加哥大學教授的克魯斯內爾(RandallKroszner)所言：“擺脫金融危機就像擺脫尷尬的社交聚會一樣：正確的退出非常關鍵。”對于投資者而言，在經濟復蘇態勢確立之后，政策層面也正在發生微變之時，需要決策后期資產配置的策略是否需要改變，以及在對未來經濟走勢預判的前提下，需要做出資金擺布格局的調整。
日前有報告顯示近兩周是2009年以來流入美國市場資金量最大的兩周，共計流入120億美元，相應投資中國市場的基金則呈現流出態勢，由此可見，伴隨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市場參與者的預期以及由此觸發的行為變化已經開始。
制約因素
對各國決策者而言，同樣也到了抉擇的時刻，但此次危機引發的一系列新問題，卻嚴重制約著決策層做出明確的判斷。
首先，就是目前經濟的強勁反彈能否轉為持續增長。因為伴隨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去杠桿化”具體表現為了美國家庭負債向國家負債的回歸，截至6月底，美國家庭儲蓄率已經回升至4.6%，而按照IMF最新測算，預計到2014年美國債務負擔率 （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將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因此，無論是居民消費，還是國家消費，都很難在短時期內恢復到此前全球最強經濟引擎的地位，何況美國政府的信用早已被嚴重透支了。
其次，就是政策轉向的時點把握。日前伯南克在給國會的半年報告中，已就未來寬松政策退出機制的五大手段進行了詳細闡述（包括提高超額準備金利率、進行逆回購協議、在公開市場出售持有國債和證券、財政部發行短期票據回籠資金再存入美聯儲、將部分超額準備金轉換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聯儲等）。但對于政策何時轉向，聯儲卻沒有明確的態度，只是籠統地表示下階段經濟能否實現強勁反彈的關鍵在于四個因素：失業率、收入增長、財富效應和信貸環境。由此可見，上世紀“大蕭條”期間的難題再次擺在各國央行面前，即何時以及如何減少貨幣供給，并使得銀行累積的巨額準備金有序釋放，進而防止惡性通脹的發生，而解決這一難題，就需要各國央行必須能夠把財政刺激的效果與持續經濟增長區分開，以決定“退出”的時機。
最后，就是未來全球經濟引擎的定位問題。6月份中國貿易順差和美國貿易逆差的同時擴大，讓人們對于危機后全球經濟結構能否得到有效調整，再次產生爭論。因為如果將兩者放在同一坐標軸上來觀察，自中國加入WTO以來，兩者之間的喇叭口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說明全球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2002-2007年間年均超過5%的經濟增長，完全歸功于美國消費——中國制造的兩極拉動。現如今這樣的經濟增長路徑需不需要作出調整，調整程度究竟有多大，在問題最終得出結論之前，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如果在各國共識沒有形成之前，任何一個國家單獨地貿然實施“破舊出新”，那么其所帶來的變革成本無疑是巨大的。
綜上所述，無論從微觀經濟層面的投資者行為，還是宏觀層面的政策取向來看，在全球聯合強力干預下，經濟運行態勢已經明顯好轉，此時，我們需要在政策層面和經濟行為相應作出調整時，同時也要注意全球化語境下的合成放大效應，并且盡量要預設此影響的調整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