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會備受矚目：中國政治的新景象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在即，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走近中央全會”現象——
黨的十七屆五次中央全會即將召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走近中央全會”的新景象。這次中央全會的召開，將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關邁向迎面走來的“十二五”時期開局及其后續(xù)社會經濟發(fā)展成果，乃至同正在做和將要做的迎接建黨九十周年及黨的十八大召開這些舉世矚目的大事聯系起來。
循例自今年年初中央領導率先示范，中央各部門、地方從省、市到縣領導，紛紛到第一線進行摸底調查、核實數據，特別是傾聽基層干部、群眾對社會經濟發(fā)展意見，對人民至為關注的物價、住房、醫(yī)療、教育以及環(huán)境等等突出實際問題著手“標本兼治”；其間頻仍發(fā)生意外災害，更促使了人民要求、愿望凸顯出來，也使“十二五”時期黨和政府努力順應人民期待更加凸顯出來。念茲在茲，確是五中全會題中應有之義。7月2日政治局會議為五中全會作重要準備之中宣布：順應各族人民對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這已在全國上下和各類媒體輿論中形成“拭目傾耳，觀化聽風”之慨，事實上揭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治生活更加蓬勃生機的新的一頁。時間乃真理之前驅，從這次中央全會起步依序前行，顯現的正是我們黨的“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不懈努力。中央全會備受注目是當代中國的最新政治現象。所謂“注目”本意是為揭示當今中國政治生活中存在著的一種真實，而這種真實蘊含的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正顯崢嶸。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和決策機制中，中央全會占有重要地位
召開中央全會的體制雖然自黨誕生之初即從法規(guī)上已經確立，但在長期革命戰(zhàn)爭年代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若干非常時期，事實上未能正常和有效運行，甚至若干個別時段近乎“名存實亡”。比較而言，從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這種中央全會領導制度才日益趨于正常完備，步入成熟的民主化、規(guī)范化、制度化的軌道。2002年11月，經黨的十六大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和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揭開了我們黨的中央領導制度史上的新的篇章。
中央全會在黨的歷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標識意義，這固然緣由黨章所賦予具有的地位，同時又因為它所作出決定的內容具有戰(zhàn)略性質。在黨內領導干部和部分學者中，視中央全會為“出戰(zhàn)略”的地方并不過分。這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后各次中央全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通過定期的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這個平臺，先后討論和作出了包括堅持科學發(fā)展觀、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zhàn)略思想和具體決策部署。雖然每次全會內容各有側重，但在整體上緊密聯系、互相銜接，貫通著始終如一的鮮明主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目標的歷史任務,充分表現了我們黨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階段性特征的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既承前啟后，又繼往開來，持續(xù)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前推進的努力。所有這些，事實上也構成了今后將要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所賴以為據的重要背景。
現在，每年例規(guī)舉行中央全會，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透明、公開方式，在第一時間公布消息或發(fā)表文件，積極引導社會輿論，顯著拉近了廣大黨員同中央領導的距離，拉近了社會各界包括媒體同執(zhí)政黨的重大政治動向的距離。因此，這種具有廣泛群眾性和社會性的日趨“走近中央全會”現象，已成為新世紀當代中國政治的最新景象，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突出標志。
“走近中央全會”現象，體現的既是對這次全會的關切，又是對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斷、決心及舉措上的認知與認同
解析“走近中央全會”這種最新景象，是很有必要的。走近中央全會既是對一次全會具體內容和成效所表現的關切，又是對中央在全局上和重大判斷、決心及舉措的認知與認同，擴大而言，更是表現了對我國政治發(fā)展動向的注重與關切。這同“文革”之后，在社會上一時所謂“遠離政治”、“告別理想”之說盛行，根本不同；也同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由于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90年代初提出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致使黨內外許多人誤認以為無須要“講政治”，甚至有的干部也只是“講賺錢”的狀況，大相徑庭。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當我們把走近中央全會視為當代中國一種重要政治現象的同時，絲毫沒有忽略深藏于其后的具有基礎意義的經濟發(fā)展以及廣義上的各種社會文化發(fā)展動向。它們之間是融通和互為作用的。人們越來越趨走近中央全會之日，亦即黨和政府以主動姿態(tài)，努力實現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擴大民主、改善民主之時。這絕不是偶然的，走近中央全會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