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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識”來之不易，是兩岸交流交往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解放軍加緊準備解放臺灣；蔣介石集團敗退臺灣，處心積慮圖謀反攻大陸。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軍隊進入臺灣海峽，扶持國民黨統治集團，阻撓解放軍進軍渡海登島，臺灣問題由此產生，兩岸進入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

　　38年間，兩岸政治水火不容，意識形態斗爭尖銳激烈；軍事嚴重對峙，武裝沖突20來年持續不斷；經濟不相往來，僅有經港澳轉口中藥材等微額貿易；文化交往全面中斷，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傳承發揚。嚴重的隔絕對立對兩岸的安全、發展和民眾生活造成重大影響。親人不得相見，官兵枕戈待旦，骨肉老死不相往來，雙方預設戰場當面建設長期停滯，臺灣海峽始終處于“熱點”狀態。

　　其間，兩岸有關方面也曾就解決臺灣問題的時機和辦法等進行過秘密接觸，一度還比較熱絡。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無果而終。但雙方矛盾的焦點，是意識形態對立，而非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臧否。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上，海峽兩岸均不含糊。這也是38年間兩岸雙方始終沒有徹底軍事攤牌，甚至在維護一個中國大局上還有一定戰略默契的原因所在。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陸續推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1980年代中期臺灣當局推行“政治革新”，“反對運動”風起云涌，開放兩岸交流交往成為全社會呼聲。加之中美建交，臺灣對美戰略地位下降，美壓臺灣實行“民主”，不再盡力呵護臺灣，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不得不大幅調整兩岸政策，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進而放棄“三不”政策。與此同時，兩岸交流亦從民間、海外肇始，文化、體育、學術充當了開路先鋒。1987年11月2日，臺灣當局正式開放赴大陸探親，標志著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隔絕狀態終被打破，兩岸關系進入新階段。“探親熱”、“旅游熱”、“投資熱”等等此起彼伏，開放“三通”的呼聲日趨強勁。

　　但與此同時，兩岸交流交往的陸續開放也衍生了一系列問題，包括突發事件處理、偷渡客遣返、各類刑事犯罪、商業仲裁、法律服務、信函查證等等，一時無法解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兩岸關系經濟文化交流關系的發展，必然從政治上對兩岸關系的提升提出要求，開啟政治接觸交往進程已不可避免。先后發生的“移交臺軍飛行員浮尸”、“華航貨機事件”及“閩平漁5540”、“5202”、“5581”等一系列突發事件，起到了激發和催化作用；兩岸紅十字組織“金門協議”的簽署，則是兩岸走向機制化商談的初步探索。

　　換言之，如何構建兩岸全面化機制化聯系渠道，有效處理兩岸交流交往衍生的各類問題，確保兩岸同胞的利益，為兩岸關系順利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成為擺在兩岸人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如何確立兩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礎，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海協會海基會交流機制及“九二共識”遂應運而生。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在權力地位尚脆弱的初期，明確表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進兩岸統一。1990年10月，臺灣當局成立“國統會”，11月推動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擬作為民間機構與大陸對口單位打交道，辜振甫任董事長。1991年3月3日，該會掛牌運作。1992年7月，臺“立法院”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將兩岸關系定位為“一國兩區”。

　　對于成立與臺灣方面打交道的機構，大陸方面也早有方案。大陸方面主要關心的是，不能讓臺灣有關方面借機推銷“中華民國”，變相實行“兩個中國”。1990年11月26日，國臺辦副主任兼發言人唐樹備正面回應臺方成立海基會的舉措。1991年12月2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成立，宗旨是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系，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汪道涵任會長。

　　在兩岸兩會成立過程中，雙方的官方、學界和媒體等在兩會宗旨是否以和平統一為指向、“對等往來”的內涵等問題上，一度有所爭論，但沒有妨礙大局。特別在接連發生的“莆田車禍事件”、“三保警事件”等中，兩岸兩會機制初試啼聲，獲得成功，有力推動了兩會交流機制的構建。

　　1991年4月28日，海基會訪問團首次訪問大陸。大陸方面提出海峽兩岸交流交往的五項原則，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等主張。五項原則為“九二共識”的提出，作了有效鋪墊。

　　此后，海基會接連來訪。大陸各級領導人在會見訪團時，均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立場。臺灣方面內部則有不同的聲音。其高層總意圖是，將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協商分開，使兩會機制不涉及任何政治議題。

　　兩岸的有關爭議直接影響了此后發生的對“鷹王號事件”、“閩獅漁事件”的處理。事實證明，沒有共同政治基礎，兩岸正常交流交往不可持續；兩會雖成立了，但兩會機制并不一定能正常運作。

　　海協會成立后，兩岸兩會首開“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開辦海峽兩岸掛號函件遺失查詢及補償業務”兩項談判，同時協商籌備首次“汪辜會談”。其間，兩岸雙方就一個中國原則相關議題，進行了艱苦交鋒。

　　海協會主張，兩會的交往、事務性商談應遵循一個中國原則，即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討論，并愿意聽取海基會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

　　臺灣當局起初禁止海基會與大陸方面討論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在兩岸事務性商談及協議中達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既臺對拓展“國際生存空間”非常不利，也無法達成通過兩會交流形成兩岸“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政治定位的目的。有人還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會掉進中共對臺政策的陷阱”。故此，在兩會交流商談中，海基會方面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行不斷出現。

　　但由于海協會方面堅持立場，臺方難以在事務性商談中回避表明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無奈之下，1992年4月起，臺“國統會”牽頭，于8月1日作出關于一個中國涵義的結論，內容相對積極。于是，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兩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在此前后，兩會就政治基礎問題的會談、函電數度來往。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同意各自用口頭方式表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并提出海協會的口頭表述要點：“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至此，兩會就在事務性商談中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共識。當時的檔案資料、兩會函電往來、接觸商談記錄等，均可為證。

　　到2000年4月28日，時任臺“陸委會主委”蘇起先生將之歸納為著名的“九二共識”。在此之前，正在訪臺的大陸重量級學者徐博東先生即提出，以兩岸兩會九二年共識為基礎，持續推進兩岸關系的設想。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當時他們兩人的初衷，都是想為即將上臺的民進黨解套，為延續兩岸正式交流、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大局創造條件。

　　“九二共識”這四個字本身是個名詞而已，重要的是其歷史事實和核心意涵。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直到十五世紀末哥倫布才發現“新大陸”，就否認美洲大陸此前早就存在一樣，“臺獨”分裂勢力不能因為1992年沒有“九二共識”這個詞匯，就無視“九二共識”歷史事實和核心意涵的客觀存在。

　　“九二共識”應兩岸交流交往需要而生，在此后兩岸關系的曲折進程中，經受住了“臺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的各種挑戰。兩岸關系越是向前發展，便愈發顯示出其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正因為有了“九二共識”，兩岸在隔絕40多年后，先后于1993年4月實現兩岸高層首次“汪辜會談”、1998年10月舉辦“汪辜會晤”；2005年4月，實現國共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2008年6月，兩岸雙方恢復兩會制度性協商，先后達成ECFA等23項協議。也正因為有了“九二共識”，兩岸才能形成今天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大交流的態勢。

　　特別是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首次會面。這一里程碑意義的會面翻開了兩岸關系歷史性的一頁，為兩岸關系未來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習近平在會面時指出，兩岸雙方應該堅持“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但另方面，正是因為臺灣當局數度破壞“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才導致兩岸關系持續動蕩、和平大局面臨嚴峻挑戰。1995年5月李登輝訪美，臺海危機爆發；1999年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兩岸劍拔弩張；2000年至2008年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和陳水扁執政，兩岸關系進入高危期，戰爭一觸即發。當前，也正是因為新的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壞了8年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使得兩岸關系充滿變數。

　　歷史的教訓要汲取，未來的前景要兩岸共同創造。“九二共識”建立在中華民族大義和兩岸人民共同利益基礎之上，是兩岸關系穩定發展的基石，是兩岸雙方的共同創造，彌足珍貴，理應由兩岸同胞共同維護，并戮力發揚光大，為保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大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鄭劍，作者系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