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一角。本報記者 任成琦攝

　　臺北牯嶺街看似與其他老街沒什么兩樣：深窄的馬路，低密的騎樓，稀疏的店家與行人掩映于老榕樹間。而只有深入了解，才知道它的一磚一瓦背后都承載了這條老街不平凡的文化變遷。

　　“樟腦街”變“舊書街”

　　也許大多數人知道牯嶺街，是因為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推自行車擠過人頭攢動的60年代的牯嶺街，沿路是擁堵的舊書攤，每個書攤都點著昏黃的燈……

　　早在日據時期，牯嶺街由于靠近樟腦工廠，擔負起宿舍區與文教區的職能，聚集了大批高級官員和教職人員。1945年臺灣光復，日本人返回前在牯嶺街擺起了“跳蚤市場”，出賣大小家什，尤以書籍為盛。從那以后，牯嶺街的舊書市場蔚然成風。

　　老店“松林書店”的老板蔡秉和說，舊書攤在60年代初開始繁榮，那時“樹下、墻邊到處都摞起一堆堆的書，連走都走不過去”；另一位書店老板張銀昌回憶說，1966年后牯嶺街最為興旺。牯嶺街旁的建國中學在第96期《校史稿》中有這樣的記載：“置身舊書攤中，就如同置身在地下道；又矮又簡陋的帳篷連綿‘數百里’……”可見當時牯嶺街舊書攤多而雜的景象。

　　1973年，臺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將牯嶺街的舊書攤遷入八德路的光華商場，鱗次櫛比的書攤漸漸消失，牯嶺街的光輝也隨之褪去。如今，牯嶺街上堅守下來的舊書攤只有四五家了，接待的也大多是熟人舊客，昔日忙個不停的老板，此時坐在門口的躺椅上曬著太陽，悠閑中不免落寞。

　　小劇場破陳土而出新

　　不想，位于牯嶺街與南海路交叉口的一棟三層小洋樓，打破了老街的沉寂。牯嶺街5巷2號——牯嶺街小劇場，臺灣最重要的實驗性、前衛性演出劇場之一。

　　劇場工作人員介紹，這座小洋樓建于1906年，是當時的日本憲兵分隊所；1958年被改建為警察局中正區二分局。直至中正區二分局遷離，陳梅毛、江世芳等劇場界有識之士看中牯嶺街交通便利，此處又空間寬大，適合發展小劇場。經過他們的努力，臺北市政府于1996年指定此處為劇場空間，并委托“臺北市小劇場聯盟”經營管理。2002年，“牯嶺街小劇場”對外開放。

　　與大型劇場不同，牯嶺街小劇場的表演空間像一個黑匣子，只能容納不超過80人，但燈光、音響、升降桿一應齊備，空間又靈活機動，給實驗戲劇提供了無限的創造可能。來表演的戲劇都帶有較大的實驗性，前衛、顛覆、跨界、多元、互動，從牯嶺街小劇場走出了不少入選世界級藝術節的好戲。

　　劇場的檔期幾乎天天排滿，劇場經理說，如果想在這里演出，一般需要提前一年預約。幾位排練間隙的演員聊到，他們在大學畢業前開始籌備這個戲，獻給自己和相處4年的話劇社。導演黎煥雄說，他的戲里有很多游戲的成分。小劇場節目經理郭鎮維說，做小劇場的都是一幫有熱情的人，幾乎不會掙錢，但還是在堅持做。這也許就是牯嶺街小劇場能出新的原因：有理想、有熱情、敢突破。

　　從“路邊攤”走向創意市集

　　牯嶺街畢竟還是以書聞名的老街。2000年，循著對以往書市的懷念，牯嶺街社區與居民開始舉辦“重溫舊書鄉——牯嶺街書市”活動。臺北市文化局也把當年“出走”的舊書商請回來，把臺北文學獎的頒獎典禮與文學家講座搬到舊書市中。2005年，南海藝廊和牯嶺街小劇場的加入，讓“擺書攤”增添了更豐富的創意文化。

　　每年春秋各“開業”一次的牯嶺街創意市集，除了能看到特色鮮明的舊書攤錯落有致地“昨日重現”，還會看到許多有趣的“新面孔”：草編的明信片、木炭雕刻的小飛機、鐵絲織成的奧特曼、可以郵寄的植物種子……攤主們大都是有著創意夢的年輕人，他們的貨物沒有華麗的包裝，卻富有濃郁的人情味與創意性。

　　市集主辦者還用舊紙盒、舊沙發等廢棄物品布置成街道劇場，邀請一些大學生戲劇社團進行街頭表演。如果你正在欣賞一件工藝品時，身邊突然出現一個身穿戲服、引吭高歌的“怪人”，不要被嚇到，因為表演社的成員們往往會走街串巷地即興表演，或者在休息時間自己也去市集中“淘”點“寶”。

　　“書香創意市集”已成為臺灣大規模創意市集的濫觴，牯嶺街用新生的文化形態拒絕了像許多其他老街那樣被人遺忘的命運。這方擁有著舊有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在創意市集中滋生出全新的生活體驗。(王力可 孫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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