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談中國改革開放30年：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吳敬璉談中國改革30年

　　1998年紀念中國改革20周年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曾經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處的一段話來表達他對我們所處時代的感受：

　　"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

　　而今,又過去10年。

　　我們看到：一方面中國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現(xiàn)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滿變數(shù)。我們用30年時間使得中國躋身于中等收入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滯狀態(tài)，得到了明顯的提高，貧困人口數(shù)大幅減少；可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腐敗現(xiàn)象依然嚴重，貧富差距趨于擴大，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面臨艱難的攻堅。這都使某些社會矛盾趨向復雜化。

　　值此改革開放30年之際，《小康》雜志對話吳敬璉先生，暢談成敗得失，展望改革未來。

　　三個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紀念改革開放30年，這是一個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階段，這30年您個人的經歷與改革緊緊相聯(lián)，其間值得注目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

　　吳敬璉：回顧30年，我個人認為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有三個：

　　一是1984年明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這標志著經濟改革制度目標的確定和市場化改革的啟動；

　　二是1994年根據(jù)"整體推進"方針開始進行的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對改善企業(yè)的市場環(huán)境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chuàng)新和戰(zhàn)略性調整，也為后續(xù)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啟動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關系；

　　三是1997年"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定，以及調整所有制結構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大大改善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為市場經濟構筑了微觀基礎。這突出地表現(xiàn)為率先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格局的東南沿海地區(qū)的經濟迅猛發(fā)展。

　　危機感來自何處

　　《小康》：您說過，對中國發(fā)展前景"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tài)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現(xiàn)在最讓您有危機感的是什么？

　　吳敬璉：由于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阻礙和反對，改革形勢有可能出現(xiàn)逆轉。這種阻礙和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轉型期中憑借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xiàn)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維護者利用這種情勢忽悠大眾，把他們引向反改革開放的方向。如果他們相互為用，扭轉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勢的逆轉。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過，這兩種阻礙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jù)，用以動員社會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種力量極力保持和擴大特權，以便掠奪大眾以肥私；第二種力量則利用大眾對腐敗的不滿，諉過于改革開放，制造開倒車的輿論。具體地說，這種情況是怎么造成的呢？

　　吳敬璉：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一種不同于蘇東國家的"增量改革"戰(zhàn)略。這就是說，先不對國有經濟采取大的改革動作，而是在國有經濟之外，大力發(fā)展市場導向的民營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逐步壯大。這是一種聰明的、成效顯著的改革戰(zhàn)略。但是，它也帶來了雙重體制并存、"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廣泛存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能夠憑借權力獲益的人就力圖阻礙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受到削弱；或者極力扭曲改革，以便通過權力獲得更多的財富。

　　這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開放，商品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當正確的改革決定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指專制條件下的權貴私有化），或者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yè)的改革停頓不前時，就會造成腐敗的蔓延，引起大眾的不滿。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過要警惕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這些年許多專家也在不斷呼吁。但是，這一問題一直難以解決。從早期的商品差價尋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尋租，直到買官賣官，這些年"權力攪市場"的形式和內容發(fā)生了很多變化，新的尋租形式層出不窮，"尋租"和"設租"已然形成惡性循環(huán)。主要原因是什么？

　　吳敬璉："難以解決"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又不利。許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例如，改革進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繼續(xù)朝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因此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現(xiàn)了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yè)股份化改制做出決定以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yè)，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

　　除經濟改革遲滯之外，世紀之交各級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部分官員濫用自己對土地、信貸等重要的配置權力，大辦"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強化對工程立項、股票上市等的審批等等，這都使能夠接近權力的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由此獲得暴利。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滯后。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zhí)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但是一直進展不大。為什么這些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yè)的成敗禍福。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經過事實檢驗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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