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臺灣網7月24日消息　臺灣現行“課綱”規(guī)定，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準使用“日據”、只準使用“日治”。然而問題不僅僅是這兩個詞語的用法，其中還規(guī)定中學歷史教科書要將“我國”改為“中國”、“光復”改為“終戰(zhàn)”、“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兩岸”改為“兩國”、“中日戰(zhàn)爭”改為“日清戰(zhàn)爭”，甚至要求將歷朝歷代名稱前加注“中國”二字。究其原委，是“臺獨”勢力對臺灣教育領域的踐踏，也或許是中國國民黨執(zhí)政下的臺灣當局無所作為的結果。

　　臺灣《中國時報》7月24日刊發(fā)時論文章《走不出老路的歷史教科書》，對近日來臺灣歷史教科書問題由來的深層淵源作了一番梳理。文章認為，無論“臺獨”勢力如何推動“新皇民化”教育，他們都無法將臺灣的下一代變成日本人。

　　全文摘編如下：

　　2008年馬英九上臺執(zhí)政后，臺當局“教育部”打算沿用陳水扁時期修訂的“九八課綱”，但遭學界與社會諸多批評，遂暫緩實施歷史與語文兩科，另組課綱小組。2011年新課綱修訂完成并公告，根據新課綱編寫的歷史教科書，2012年8月正式上路。

　　新版歷史教科書雖根據新課綱撰寫，內容依舊問題百出。臺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等人，籌組克毅、史記、北一等3家出版社，邀請專家學者投入教科書編寫。據了解，負責審定教科書的臺灣教育研究院另組審查委員會，單獨審查這三家版本。三本內容用“日據”、“明鄭”、“中共”等詞而不得通過，要求改為“日治”、“鄭氏統(tǒng)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反對教材稱臺灣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社會”。

　　此事經媒體披露后，在社會與學界掀起波瀾。1997年李登輝主導島內初中《認識臺灣》教科書以來，爭議未曾停歇。臺灣教科書編寫歷經幾個重大變革。第一階段是日據末期，為配合日本全面侵華動員，殖民統(tǒng)治者在臺灣推行“皇民化教育”。1945年臺灣光復，皇民化教育恢復為民族教育。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臺后實施近半世紀的“反共教育”。第三個階段，即李登輝、陳水扁執(zhí)政20年間將原有反共教育拉抬到“去中國化”。

　　1997年的《認識臺灣》教科書，是第三階段的濫殤，將臺灣史與中國史脫鉤，肯定與美化日本殖民統(tǒng)治，并在“公民篇”大談不知如何定義的所謂“臺灣魂”。

　　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材”，站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立場。國民黨時期的“反共教材”，是為配合美國在東亞圍堵大陸的戰(zhàn)略。李扁時期的“反共反中教材”，則是鞏固既有美國在東亞的宰制態(tài)勢，持續(xù)扮演忠誠的“以臺制中”自我殖民化角色，也是“臺灣國族”建構工程的“基礎建設”，其“靈魂工程師”為杜正勝。

　　歷史教科書上路前，須經課綱訂定、教科書編寫與審查等3道程序。“九八課綱”爭議浮現之后，馬英九當局確實有意“撥亂反正”，但并未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課綱僅完成極小幅度修正。

　　負責教科書審定的臺灣教育研究院，長年被“臺獨”掌控，至今領導高層不乏當年蘇貞昌臺北縣長任內的愛將與杜正勝時代的主任祕書。“九八課綱”修訂小組請辭或退出的“臺獨”學者，卻回鍋擔任教科書審查委員，形成課綱委員與審查委員不同調、審查委員掌摑課綱委員的怪異現象。最后一關的審查被“皇民史觀”、“分離主義”學者把持，搬出“客觀歷史事實”護航。

　　民進黨執(zhí)政時期，杜正勝的“教育部”委托臺灣歷史學會于2007年5月發(fā)布一項《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劃》，將“日據”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抑的非中性詞匯”，“日據”成為官方眼中的“不當用詞”，官方認為“日治”才正確。

　　報告隨即派發(fā)教科書出版商“參考”，實際就是命其遵照。其中還硬要將“我國”改為“中國”、“光復”改為“終戰(zhàn)”、“武昌起義”改為“武昌起事”、“兩岸”改為“兩國”、“中日戰(zhàn)爭”改為“日清戰(zhàn)爭”，甚至要求將歷朝歷代名稱前加“中國”兩字，以示民進黨主政的“國家”系出皇民李登輝“一國”之“正統(tǒng)”。

　　透過用詞的細微更動，潤物無聲，灌輸學子“中國”等于“外國”，具體結果就是臺灣青年不知大陸地區(qū)與臺灣地區(qū)均為“我國”，以致他們中一些人到大陸求學旅游工作皆稱“出國”。

　　光復初期也有人以“日治”一詞統(tǒng)稱日本殖民統(tǒng)治50年，問題核心在堅持“日治”而禁用“日據”者，他們在殘害下一代，不管怎么努力推動“新皇民化”運動，他們也無法讓包括他們自己子女在內的下一代變成日本人；而今天兩岸的政治現實，他們也絕無能力消滅“中華民國”。這樣灌輸眼前或未來完全與現實背道而馳的意識，是要下一代發(fā)瘋，還是要下一代面對現實時充滿挫折而灰心喪志，任人牽著鼻子走？(中國臺灣網 何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