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凌晨，張某酒后開車回家，途中撞上一輛停在路邊的人力三輪車，致三輪車主擦傷，兩車不同程度受損。事發后，經血樣檢驗，張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為139毫克/100毫升，屬于醉酒駕駛，負事故全部責任，而且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瑞安市人民檢察院認真審查案件后，認為張某犯罪情節輕微，對其作出了不起訴決定。(12月11日《人民日報》）

　　世界衛生組織的事故調查顯示，50%-60%的交通事故與酒后駕駛有關，酒后駕駛已經被列為車禍致死的主要原因。在中國，酒后駕車也已成為交通事故的第一殺手，每年由酒后駕車引發的交通事故達數萬起，其中，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中50%以上都與酒后駕車有關。基于酒駕所帶來的巨大安全危害，醉駕入刑經歷了較長的時間爭議，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酒駕車寫入刑法，最終由社會呼聲成為法律事實。

　　酒駕導致交通事故高發，將其入刑有助于提升法律的震懾力，無論從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都有入刑的必要。2016年，相關統計數據顯示：“醉駕入刑”5年多來，全國發生涉及酒駕、醉駕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數和死亡人數較“醉駕入刑”前同比分別下降18%和18.3%，從一些省市的情況看，酒駕醉駕查處數量已經出現逐年下降或相對平穩趨勢。

　　亂象用重典，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法治原則。不過，如果一律講求高舉高打則會導致刑罰的濫用，并降低法律本身的效用。2016年，上海交警總隊日前公布的一組數字出人意料。五年來，交警查處的酒駕醉駕違法行為并沒有明顯減少。之所以如此，既跟酒駕的成因相對復雜，比如國內酒文化根深蒂固，需要開展持之以懈的移風易俗，也跟刑罰的過于嚴苛，加大了司法成本的投入有很大的關系。刑罰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教育，激勵與懲罰相結合的方式，才能實現效果的最優化。對輕微犯罪分子采取相對寬松的方式，往往能更好的激發內心的恥感，從而達到懲戒與教育的初衷。

　　造成酒駕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觀性原因也有客觀性因素，在社會危害性上也有巨大的差異性，若存在主觀性故意又造成了重大的人身安全和財產損失，理應加大刑罰以起到懲戒作用。相反，若是存在客觀性無意而造成的后果輕微，則可以用社區矯正或者做公益的方式給予替代，讓其最終免于刑罰。行刑社會化是刑罰的一種國際化潮流，也是體現非監禁的行刑方式的趨勢，對犯罪性質輕微、危害相對較輕的犯罪分子，采取社區矯正或者罰做公益的方式，有助于進一步提升管理與教育的效用。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規定，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從具體量刑的角度來說，瑞安市人民檢察院對張某醉駕犯罪行為用采取社區服務的方式替代，是對刑罰寬嚴相濟的原則具體實踐，其做法值得充分肯定。

　　公眾之所以對此處理方式給予質疑，一是刑罰社會化矯正還屬于新鮮事物，尚未能獲得廣泛性的群體認同，有一個較長的適應過程。二是基于對寬嚴相濟彈性空間過大下，司法公正度的擔憂，甚至有“買刑”的懷疑。然而，實行寬嚴相濟的原則，不但是司法政策的調整，更是從重打擊向重治理的轉變，并最終實現更有水平、更有質量、更加人性化的法治之路。（中國臺灣網網友：堂吉偉德）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