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臺灣某上世紀四十年代生人的名嘴寫了篇“社會對不起年輕人”的文章，引起社會廣大回響，討論層次已從“高房價害得年輕人不敢奢望前途”的因果舌戰，升級到社會主義vs.自由主義的思想對抗。臺灣《工商時報》9日社論說：我們無意介入正反辯，因為罵當局的言論已經夠多；況且當局該大或該小，是個復雜糾結的課題，無法像宣告絕對真理般鐵口斷定。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年輕人面對未來的態度，如果任由失敗主義蔓延，等于未戰先降，不論藍綠誰當家，臺灣前途都堪虞。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年輕人固可不斷將臺當局當成“出氣筒”，但怨天尤人無法解決個人困境。不管社會對不對得起你，都不能成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不管時代再怎么變，自己要為自己負責，這才是不變的真理。

　　時代當然不斷在變。距離美國已故總統肯尼迪發表“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么”的傳世名言，忽焉已過了53年。這段旨在激發美國人愛國情操的就職演說，曾經膾炙人口，但今人讀之，若不能回到冷戰的歷史脈絡，而僅就字面很難理解。

　　我們之所以強調回歸“歷史脈絡”的重要性，實有感于當前有關世代剝削的種種爭辯，不是建立在“同情理解”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欲加之罪”的想像上。被指為剝削階級的四、五十年代生人，仿佛打從一開始就是既得利益者，從不曾面臨事多錢少離家遠的人生挑戰，衣食俸祿皆不費吹灰之力得來。尤有甚者，若干四五十年代的名嘴高唱“原罪說”，自認對不起下一代，更壯大了“世代剝削論”的正當性。

　　身為在困頓年代成長的過來人，多數承擔不起“原罪說”。撇開任何時代都會有的權貴階級不談，若我們回歸“歷史脈絡”，屬于戰后嬰兒潮的四五十年代生人，成長階段被父母“照豬養”；食指浩繁的家庭，經常兄姐代替父母職，犧牲個人學業造就弟妹成材；人生的迂回曲折，又豈是他們在青少年期所能預見？如果不幸是個孤女或孤男，只求能在加工出口區或家庭工廠謀生糊口，又豈敢計較起薪是幾千（新臺幣，下同）、工作符不符合興趣？

　　換言之，多數四五十年代生人在入社會之初都不是人生勝利組，但他們大多堅持與惡劣環境拚搏的精神，就像臺語老歌《孤女的愿望》所描述：“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冬，為將來為著幸福甘愿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松。”彼時的社會有比較對得起彼時的年輕人嗎？顯然沒有！但，何以困頓年代能激勵人心樂觀向上，到了物質豐饒的當代，反而充斥著失敗主義？

　　首先，四五十年代生人這一代還是犯了錯，但錯不在認真工作，為自己賺進“五子登科”的倒吃甘蔗人生，而是錯在“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寶媽／寶爸心態。他們在當兒女的階段，秉持“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等到自己當了父母，又秉持“天下無不是的子女”。基于補償心態，他們對子女呵護備至，可以容忍自己的第一分工作學非所用且待遇微薄，卻不能忍受苦心栽培的子女竟面對“事多錢少離家遠”的社會初體驗。例如某博士級“立委”就曾為其精通多國語言的女兒叫屈，并宣稱女兒與其過勞賺不到兩萬，不如回家靠父母養。

　　問題是，父母就算“扶上馬送一程”，也不可能庇蔭一輩子，如不及早放手，兒女又如何學習獨立？就某種程度而言，四五十年代生人的三明治處境其實是自作自受。誠如有識者分析，四五十年代人對下一代的未來，做到最少的是“價值的傳遞”。正因為四、五級沒有將“相信自己、感恩別人”的美德傳遞給下一代，子女才擺脫不了失敗主義與世代剝削論的糾葛。

　　其次，媒體與網絡形成共犯結構，制造太多負面的假議題與假困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2K，仿佛年輕人再怎么努力也擺脫不了22K魔咒。但試問，歷來大多數的社會新鮮人，誰不是從相對較低的薪水起步，然后靠著認真努力，為自己爭取升遷加薪的機會？

　　此外，輿論也擅長營造“年頭大不如前”的困境論，將低薪低就歸罪于時不我予，而非個人眼高手低。但試問，以今日臺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經情勢，個人處境真的比不上從前嗎？如今被奉為宅神、刀神的意見領袖，在網絡世界快意暢行，又豈是當年在加工出口區孜孜矻矻的女工們所能奢望？

　　真要講困境，現在年輕人的處境會比從烏克蘭逃到美國的年輕人差嗎？這些逃難者中的一位，創辦了即時通訊軟體WhatsAPP，剛與臉書創辦人查克柏格簽下190億美元的超級并購合約。證明了夢想與企圖心有多大，成功也就有無限的可能；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所以，不要再問社會能為你做什么，要問你能為自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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