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川島茉樹代Makiyo與日籍友人友寄隆輝毆傷計程車司機林余駿案，臺北地檢署日前火速偵結，檢察官依重傷害未遂等罪起訴，對二人分別求刑四年、六年。臺灣《聯(lián)合報》13日發(fā)表社論說，此事連日在島內網絡與媒體的高度關切與“協(xié)助辦案”之下，由事發(fā)到起訴，僅僅不到十天，雖然案情不算復雜，但難說不是群眾的民粹壓力穿透了“司法”高墻。  

　　社論說，此案既已起訴，但十天來的高潮迭起、臺灣網民與媒體的瘋狂追兇，其中卷起的巨大社會動員，有待我們由其中淘篩出極有價值的教訓。如果我們自信臺灣的公民社會成熟度引以為傲，那么Makiyo事件正是檢視的好教材。 

　　首先，究竟群眾為何如此高度關切這件街頭暴行？臉書上數(shù)十個聲討的社團，聚集數(shù)十萬人連夜按贊，集體狂怒，一發(fā)不可收拾。這股沖天之怒，究竟由何而來？ 

　　起初，Makiyo等人發(fā)出的律師聲明文，插入“襲胸”一段，更居然最后還撂上一句：“若事情圓滿解決，就不會對司機提告。”無視于重傷司機還躺在加護病房生死未卜，語帶恐嚇的高傲措辭，立即引爆集體憤怒。 

　　另一方面，有些媒體訴求的修辭則是：一方是住得起一夜數(shù)萬元（新臺幣，下同）高級旅店的日本大哥，與一夜喝掉十二萬元酒錢的女藝人；另一方則是一天才賺兩千元的計程車司機。暗示了其中的階級差距、社會資源的對比，導入“富欺貧、強凌弱”的公式，讓對貧富差距早已極其不耐的臺灣群眾，情緒一點就燃。 

　　再者，眾多網民甘心大費周章比對兩造說辭，一一戳破謊言與藉口，大抵還是因為民眾對臺灣執(zhí)法系統(tǒng)的不信任。百姓心底的潛臺詞是：法院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尤其是底層的小案子。所以網友集結，要用民間力量“討個公道”，至不濟，也要女星“退出演藝圈”。 

　　臺灣檢警也果真“合作”，辦案過程荒腔走板，傳喚證人慢半拍，就連拍到女星踹人的關鍵錄影帶，也在目擊者交給警方后，“神隱”了六天，無人知曉。直到電視都播了踹人畫面，連帶警察辦案移交證物是如何草率，也一并現(xiàn)了形；更坐實了小老百姓對“執(zhí)法”系統(tǒng)的不信任。 

　　社論說，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如果沒有網絡“鄉(xiāng)民”的集體討伐與群眾壓力，哪會認真為司機伸冤？寧可相信網民“自力”辦案，而不是制度，豈不可悲？ 

　　社論指出，當電子媒體設定議題，加上網絡的動員力量，媒體加網絡的合體，隱隱然已成為一個以正義為名的超大霸凌機器。以替被害人“討公道”之名，連日討伐動手的女星及日本友人，記者對“壞人”惡行恣意地加油添醋，儼然已成理所當然，也引來“媒體公審”的批評。雖說挖掘真相，本是媒體責任；發(fā)現(xiàn)事實、拆穿謊言，也值得嘉許，但是“分寸”卻應是其中的關鍵字。追索三名女藝人的交往史、性癖好、母親的婚姻；甚至追到女藝人母親擺攤的菜場，要她面對鏡頭，也都嫌太過。更糟的是，請出柔道高手模擬痛毆步驟，如同親見，并率爾推論案情，把新聞專業(yè)置于何地？  

　　社論還說，日本趨勢學者大前研一痛責日本是“集體不思考”的社會；以此針砭放在現(xiàn)下臺灣，也挺合適。面對義憤，我們總是訴諸情緒，只要有人起頭，眾罵接力，鄉(xiāng)民急于“助拳”，甚至義憤填膺到看不清真相。在第一時間尚無確切真相之前，我們總是急于發(fā)作、急于動怒，經過網路的渲染、情緒動員，什么粗口都罵得出，祭出“人肉搜索”、串連網友到公認的“壞人”門口堵人、嗆聲；如果有人聲援“壞人”，表明“要給她機會”，就得同樣口誅筆伐…這樣的集體暴力，已離原本訴求的“正義”很遠。 

　　在網絡快速散播的集體憤怒中，跟著大家同仇敵愾，選人多的地方按“贊”，既正義又有歸屬感，卻是最廉價的正義。即以眼前的情勢而論，所有電視臺表現(xiàn)的，究竟是伸張正義，或只是在搶賣“Makiyo蛋塔”？社論最后說，鬧到如今，連臺灣的律師也不敢接受友寄隆輝的委任，這絕不是一個值得喝采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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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