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獲悉，《遼寧省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公布以來，遼寧省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遼寧省環保廳廳長稱：“我們的原則就是，扣繳的罰款，用于你自己的城市，但要用在大氣治理上。”

　　因污染開罰單，這非首例。陜西已連續多年祭出“生態罰單”，對河流污染等加以懲戒。但以“霧霾”為名頭的罰單，實屬罕見，也正因如此，遼寧對8個城市“開罰”，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看上去，遼寧此舉不乏意義：將罰款風險跟責任捆綁，或能倒逼各地繃緊弦，增強治污實效。問題是，依照該《辦法》，經濟處罰直接對象是市政府，罰繳資金由省財政部門在年終結算時一并扣繳。這難免讓人生疑：這筆罰款，能化“罰單”為治霾動力嗎？

　　事實上，陜西開“生態罰單”，奉行的也是“省罰市”模式，但市級政府并非買單者，而是對污染者的執“罰”者。而今，遼寧開罰單，卻要地方政府財政劃撥。

　　無可否認，空氣質量超標，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有責任，但揆諸現實，在具體責任分成中，車輛尾氣、工業排污、施工揚塵等是“大頭”。在溯責時，履責不力的官員，顯然應擔主責；而污染企業，也難辭其咎，依法對其罰款，也是生態補償的題中之義。

　　可如果是官員、污染企業“感冒”了，讓公共財政“背黑鍋”，那這罰單未免形同虛設。罰多少錢，對某些官員來說無關痛癢，反正是慷公家之慨。罰繳資金將“返還”給各城市用于空氣治污，對地方政府來說，這相當于錢“從左口袋換到右口袋”，懲戒作用能有多少？而從法律角度看，在行政執法中，政府也不具備被罰款的責任主體資格。

　　說到底，治霾要動真格，更需要建立強效問責機制——比如說，問責適用條件適當放寬，就算污染尚不嚴重，只要是履責缺位就予以追責。也只有將環境考核跟官帽掛鉤，給縱容污染、治污乏力的官員戴上緊箍咒，治污才能免于口號化。(仲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