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臺灣網7月11日長沙消息 在11日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分論壇“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上，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金會教育文化組政策委員漢寶德的代表替其發表演講，以下為漢寶德演講稿：
一、中華文化的創新精神
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創新。這不是基于民族主義的高傲之詞，是我個人的體會。幾十年前我到美國留學，教書及考察，曾訪問很多建筑系，發現中國的留學生在以創造為主軸的課程中都名列前茅，遠遠超過日本同學。我思索其原因，覺得并非國人都有天生的才能，而是我們的文化背景所形成。
我的結論是，中國人習慣于橫向思考，不為常規所繩。外國人在一百多年前接觸中國人，說我們“機詐”(tricky)，這是“足智多謀”的惡意的說法。與外國人比較，他們多半循規蹈矩，依禮行事，倒像孔圣人的信徒。我們反而遇事東張西望，尋找突破規矩的機會。所以紅綠燈對我們都只供參考，道路上一團混亂，卻亂中有序。我們為甚么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希望學者告訴我們。但事實是，我們一方面口口聲聲的尊重傳統，一方面卻繞著圈子尋求滿足。在行為規范上或倫理道德上這也許不是好事，但在創新觀念上卻完全是正面的。
我們是一個變通的文化，“窮則變，變則通”是我們認可的做事方法。實際上這是與我們的造字之法相關的。在六書中可以看到，大多都是變通而得。指事、會意、形聲都屬于橫向思考的結果，轉注與假借就是純粹的變通。文字使我們習慣了創造的方法，并習以為常，變革才是常態。
在我的專業上可以看出，中國的建筑傳統自漢朝開始幾乎在不停的變化中。表面上，匠人們尊重一定的規范，建筑的原則似乎沒有改變，但每隔一段時間，建筑就出現完全不同的面貌。這個過程緩慢，但卻十分明確。南北朝的建筑、唐代的建筑，到宋代、遼金，都有其特色。演變到明清，簡直就是全新的面貌了。所以當我們看到日本的古建筑，自中國學來，卻一直忠實的保留其傳統，就覺得是異國的風味。相對的說起來，日本是努力于保存的民族，我們是致力于革新的民族。“革命”是自古以來的行為指標，要我們抱持求新的精神，勉勵我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日本人才會把一個千年古廟，為免走了樣，每二十年依樣重建一次，一直保存到現在。
我們既然是這樣一個歌頌創新、在骨子里一再求新求變的文化，為甚么沒有把創新的精神充份發揮出來，在世界的各民族中占領先地位，卻在歷經數千年的光榮歷史，最終卻落在西方之后，幾乎亡國呢？
在我看來，這是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的中華道統的力量。這個力量歷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加上道家與后世佛家的思想，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磁性力量，使我們的創新力無力掙脫。第二個力量則是政治與社會的制度自封建走上專制極權，使真正的創新力受到意識形態的約束。下面容我簡單加以說明。
二、中華文化對創新的約制
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原是以維新為主體的。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學說互別苗頭，供大家思考、選擇。最后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才定為一尊。這種以儒家為正統的觀念是與政治上的專權制度并存的。在百家中選出「正統」來是必要的。其正面的意義是建立文化的主體。這個主軸，儒家的學說，歷兩千余年不變，是中華文化的主心骨。我們的頭腦再靈活，也只能圍著這個主軸求變化，繞著主軸轉，最終還是回歸正統。這好像建筑，不論怎么改變，終究還是離不開對稱軸，離不開層層院落的組織。有了這個主軸，就萬變不離其宗，使中華文化數千年一以貫之，即使有外族入侵仍維持正統精神不墮。
這一文化特色與我們的文字與書寫傳統是相關的。文字與書寫成為文化傳承的主要工具，才能保持道統于不墮。有文字，就有經典，有經典就有傳承的體系。由于創造的文化本質，使主流思想具有包容性，才使中華文化能大能久。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但不能否認的是，儒家的正統思想，確實有效地限制了「旁門左道」的發展。一切具有創意的觀念，都無法離開主軸太遠。學問以孔孟為主軸，科技發展不起來，即使有所創發，也得不到鼓勵。因此天文觀測只能用在歷數上而無法形成學問，永遠無法出現伽里略這種人物。
當然，正統思想是以政治權力為支柱的。政治把思想轉變為意識形態，扼殺一切不能相容的思想與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變革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漢唐以后，政治權力集中，文字的變化就停止了，因此漢代之前的多種豐富的文字形式都成為過去，自此而后不再改變。所能變的不過是個人書寫的風格。到了后期，隨著專制權力的集中，連書寫風格經由考試的方法都予以固定了。可是凡是王權不及的地方，民間創新的活力仍然蓬勃地發展著，只是得不到鼓勵，無法形成規模，進而影響主流文化而已。
三、自由與人文價值是創新的基礎
在專制時代，王權是無處不在的。但是中華文化中，帝王總為民間保留一些自由的空間。這就是歡逸文化產生的原因。中國繪畫與文學基本上是遠離政治的，所以成為傳統文化的精髓。但是無可諱言的，詩文與書畫仍然會流傳于當朝，無可避免地受到些政治的干預。所以傳統的創新力量最明顯的是表現在王權不會觸及的民間工藝之中。宋代以后，庶民生活開始主導工藝的發展。除了皇家的官窯器外，民間陶瓷得到自由的發展。景德鎮與南方的窯場都有些創新的器型出現，配合著民間的需要。元明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廣為庶民階級所使用的兩種日常用具：宜興茶壺與銅香爐。自明中葉到清末，宜興茶壺創造出無數的式樣，每一式樣都別具特色，既好用又好看，真是琳瑯滿目。這些式樣經過大量的推廣到民間，成為生活藝術的重要角色。
在這里我試舉宣德爐為例，說明一種官方倡導的生活工藝品，一旦推廣到民間，會產生怎樣美好的結果。宣德爐開始時是承襲宋代瓷器的做法，把上古鼎彝之類的重器，改為小型器物，供燃香之用。這種器物經生活化以后，進入民間，到了清代，宣德爐成為專有名詞，而非指宣德朝所制之爐，因此使工藝家發揮創造力，型制變化之多，幾乎難以統計。與宜興壺相類，每一式樣均兼具功能與形式之美，令人嘆為觀止。若以生活之需要看，實無如此多式樣之必要，可知在清代，宜興壺與香爐皆以制作吸引使用者的興趣，美感與創意乃主要的價值所在，直到庶民生活之休閑方式改變，才被放棄。
（以香爐為例，說明式樣的創新）
以上的說明志在陳述一個事實，在自由沒有約束的情形下，中華文化創新的活力就會自然地發揮出來，是任何其它文明所無法相比的。因此在今天討論如何促進文化的創新，其實毌需他法，只要不干預就可以了。當然不能不強調的是，這個民族太聰明了，自由的環境一定要有維持紀律的機制，使這些聰明用到創新上去，否則不免尋找快捷方式，不顧他人的利益，被國際嗤笑為山寨版的祖國。民族的自尊心要發揮在以創意服務人群的精神上。
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實際上是創新文化的重要基礎。西方文明的飛躍發展始自文藝復興時代，因為以人為中心的文明蘊含了博愛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仁心。而仁心是中國傳統中逐漸流失的價值，有待我們在普及教育中力求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