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6位“的哥”遇到一歹徒搶劫一女子，并挾持了一輛出租車。關鍵時刻，他們挺身而出，制伏了劫匪。見義勇為之后，大家散去，只有“的哥”吳龍紅因為抓劫匪得到表揚和獎勵，一起參與者不服氣，紛紛質問：“當天，我們也參與抓劫匪了，為什么只表揚他一個？”
一如電影《求求你，表揚我》的現實版。問題出在“的哥”吳龍紅在后來的陳述中沒有提及其他幾位，導致交通部門掌握情況不全面。事后吳龍紅表示，不該撇下大伙，其他5名“的哥”心里舒服了不少。
心理上的問題過去了，但事情應該朝著更理想的結局發展，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查清事實，屬于見義勇為的，一定要鼓勵。正因為見義勇為者有很強的宣傳和引導價值，所以在見義勇為獎的認定上，官方應該比見義勇為者更主動、更積極。對見義勇為的獎勵，更大的獲益方是整個社會，而不是某個人得到了多少獎勵和表揚。
十多年前，茅于軾在《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中說：“要求做好事的人不留名，未免對好人過于苛刻。對社會而言，這種要求有什么必要呢？”在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中，“做好事不留名”影響頗深，這樣固然很崇高，但對于整個社會來講，講出自己的姓名讓更多的見義勇為、好人好事得到社會的弘揚，又有什么不好呢？
《呂氏春秋》里有“子路受牛”的小故事，說的是子路救了一個溺水的人，人家送了條牛來感謝他，他毫不猶豫地收了下來。孔子見識不凡：子路接受了被救者的牛，雖然令名有虧，但會鼓勵更多人下水救人。見義勇為需要激勵，進而形成見義勇為的“良性循環”。
從第三者的立場來看，有人更希望見義勇為者能夠不為名利，讓“榜樣的力量”更有力量，更具說服力。但我們必須承認，人與人不一樣，關于為什么做好事、怎樣做好事、做好事之后如何面對他人的反應，每個人的想法、做法都會有差異。5位“的哥”都是普通人，做了好事很自豪、很驕傲，就盼著別人夸一夸、表揚一回，可不可以有這樣的要求？我看這個“可以有”，而且從社會層面看，“必須有”。（萬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