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第五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一、新中國的誕生，人民民主政權在全國范圍的建立和鞏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這一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軍三軍受閱部隊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前。群眾游行的隊伍高舉紅旗，縱情歡呼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的誕生。
開國大典之前，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綱領，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機構負責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等許多方面的優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專家，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團結建國的精神和政權特色。
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和組織這場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執政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開展工作，將全國人民迅速地組織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作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工作。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如李四光、華羅庚、老舍等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國一經成立，就迎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與蘇聯及歐亞十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同時，在堅持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下，積極改善、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使中國對外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51年，新中國同印度等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及瑞典等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系。
建國伊始，黨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并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政策。此外，黨也面臨著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各項基本方針，采取一系列措施，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作戰，截至1950年10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萬余人，實現了除西藏、臺灣和少數島嶼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殲滅土匪和武裝特務260余萬人，使舊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的匪患得到根絕。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各新解放地區迅即建立臨時的過渡性政權——軍事管制委員會，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幫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國的大行政區、省、直轄市、省轄市和縣，以及直到基層的政權機構基本建立起來。各級行政機關的有效運轉，使建國初期紛繁復雜的政府工作迅速打開局面。
新中國的國營經濟，隨著接管城市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逐步建立起來。到1950年初，合計接管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2800余家，金融企業2400余家，構成了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同時，人民政府還廢除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獲取的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收回長期被帝國主義盤踞的中國海關，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和對外匯的管理，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經濟等方面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確定進入城市后黨的工作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在新解放區工礦企業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壞，恢復生產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黨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復生產而奮斗。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功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進城之初，非法買賣銀元、外幣的投機活動十分猖獗，上海、武漢、廣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進行了取締銀元投機的斗爭。隨后，針對不法投機商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的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的集中調運，保證了市場供應，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周轉失靈而紛紛破產。
黨和人民政府進行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還決定緊縮編制、清理倉庫、加強稅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這些措施收到明顯效果，使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財政經濟戰線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它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國家財經狀況的初步好轉，還不是根本好轉。1950年6月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指出，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針對有些地區在對待階級關系上出現某些“左”的傾向，毛澤東強調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改革，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在這個復雜的斗爭中，必須處理好同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全會明確反對企圖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重要會議，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策略方針和行動綱領。
正當中國人民全面落實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全面好轉而斗爭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并派遣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侵朝美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新中國面臨著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
在這個危急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承擔起保衛和平的歷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歷時八個月，連續進行五次大的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敵人被迫同意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在整個戰爭期間，全國人民支援朝鮮前線的捐款可折合戰斗機3710架，各種作戰物資達560萬噸，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此后持續兩年的打打談談中，美國將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近半數投入朝鮮戰場，中朝人民軍隊針鋒相對，以打促談。敵我雙方投入戰場的最高兵力達300多萬，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和許多戰役戰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異常殘酷的戰爭中，志愿軍指戰員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來，志愿軍中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等30多萬英雄功臣。
美國在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沒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嚴重失敗，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野心，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為我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朝鮮戰爭爆發后，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時氣焰囂張，大肆散布謠言，進行種種破壞和搗亂活動，甚至襲擊政府機關，殘害干部和群眾。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作出決定，從1950年10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反動會道門等黑社會組織及舊中國歷代政府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匪患基本上被肅清。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各項改革建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