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系》雜志社編輯郝沛然、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仇開明研究員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fā)表專文《“流寇”、庶民與臺灣政治的“漂移”》，作者認為：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政治發(fā)展偏離了應有的正常軌道，與基層庶民嚴重脫節(jié)，違背了多數(shù)人要生存、求發(fā)展的樸素愿望；相反，它表現(xiàn)為各種形式的變態(tài)與異化。隨著國、民兩黨“完全執(zhí)政”的先后失敗，臺灣經濟社會不斷向下沉淪，多數(shù)民眾期冀的美好生活遙不可及，“特定階層”終于忍無可忍，帶著“迷惘、失落、憤懣不平”，將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氣、拼經濟的韓國瑜身上，最終匯聚成聲勢浩大、持久不滅的“新流寇運動”。島內各政黨和政治人物只有明了和把握這一最新民意脈動，只有真心實意為民眾謀福祉，才能得到民眾擁護，才能在未來政治舞臺上占據(jù)一席之地。

　　文章內容如下：

　　歷史上，“流寇”被統(tǒng)治階級用來形容到處流竄的“叛亂者”；他們行蹤不定，攻城略地，稍有戰(zhàn)績便驕傲自滿、縱欲享樂，最終難免失敗結局。近期，這一略顯古舊的詞匯以嶄新的面孔出現(xiàn)在臺灣，并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然而，它不再具有負面的涵義，而是代指那些生活在基層、渴求改變的廣大庶民。

　　一、“新流寇運動”與“特定階層”

　　（一）“新流寇運動”折射出臺灣政治板塊移動，吹響“改朝換代”的號角

　　去年“九合一”選前，以“庶民代表”自居的韓國瑜掀起席卷全臺灣的“韓流”，不但將其自身推向人生的一個高峰，而且?guī)�動國民黨氣勢大漲、一舉攻下15個城池，締造了“庶民翻轉臺灣”的傳奇。今年以來，“韓流”持續(xù)發(fā)威，韓國瑜聲望居高不下，一度超越幾乎所有島內政治人物。韓國瑜在島內各地的競選活動也極大地震撼了臺灣政壇。對此，綠營背景的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韓國瑜從去年“三山造勢”開始橫掃高雄，肆虐民進黨大本營，半年間“北伐、東征、西討”，所到之處人頭攢動，可稱之為“新流寇運動”。他還認為，“這個詞的精神基礎脫離不了民粹主義，社會基礎是迷惘、失落、憤懣不平的跨黨派中產及中下階級群眾”。換言之，“中產及中下階級群眾”這一“特定階層”是“新流寇運動”的參與者與真正的造就者。無獨有偶，臺灣中評社從另一角度詮釋了“新流寇運動”，其社論稱臺灣政治板塊出現(xiàn)大位移，民進黨基本盤被松動，原本一貫支持綠營的臺灣中南部民眾，農、工、小販等中低階層，以及年輕人改變了政治取向，改為支持韓國瑜或柯文哲。而這恰恰是島內政黨輪替的前奏。

　　（二）“新流寇運動”與政治板塊移動均是臺灣政治出現(xiàn)“漂移”的結果

　　無論是“新流寇運動”的興起還是政治板塊的變化，均與臺灣政治的“漂移”密不可分。所謂“漂移”，是指近二三十年來，臺灣政治發(fā)展偏離了應有的正常軌道，與基層庶民嚴重脫節(jié)，違背了多數(shù)人要生存、求發(fā)展的樸素愿望；相反，它表現(xiàn)為各種形式的變態(tài)與異化。隨著國、民兩黨“完全執(zhí)政”的先后失敗，臺灣經濟社會不斷向下沉淪，多數(shù)民眾期冀的美好生活遙不可及，“特定階層”終于忍無可忍，帶著“迷惘、失落、憤懣不平”，將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氣、拼經濟的韓國瑜身上，最終匯聚成聲勢浩大、持久不滅的“新流寇運動”。

　　二、“特定階層”的分配弱勢與庶民的擴大

　　（一）“特定階層”在利益分配中長期處于弱勢

　　進入本世紀后，臺灣經濟低迷不振，增長緩慢。與此同時，貧富差距卻加速擴大，1998年，臺灣最富有的5%與最貧窮的5%的平均收入相差32倍，到2018年，已變?yōu)?04倍。在此背景下，多數(shù)民眾薪資出現(xiàn)“滯漲”。2000年至2014年，就業(yè)者平均月薪僅從34133元新臺幣（下同）漲至35986元，漲幅極微，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形下，處于實質倒退狀態(tài)。就“特定階層”而言，貧困問題更為明顯。一是青年群體普遍收入低，起薪“22K”成為長期難以克服的問題，迄今仍有相當比例的青年月收入低于2.3萬元。此外，青年失業(yè)率也出現(xiàn)逐年攀升的趨勢，據(jù)統(tǒng)計，2011年以后大學學歷以上的失業(yè)率甚至超過總失業(yè)率。二是勞工多數(shù)屬于低薪階層。收入低于2.3萬元的低薪階層主要集中于農林牧漁工作者、底層勞工等弱勢群體。近十幾年來，臺灣受雇者經常性工作收入平均每月3.3萬至3.6萬元，八成受雇者收入在5萬元以下。以2017年為例，月收入達5萬元以上者僅占18.94%。

　　（二）“特定階層”人數(shù)不斷增多，階層結構一定程度上已然固化

　　首先，“特定階層”在臺灣社會居相對多數(shù)。目前，農林牧漁工作者達50.6萬人，占勞動人口的4.43%；勞工人員達351.7萬人，占勞動人口的30.7%。其次，隨著臺灣產業(yè)結構的調整，服務業(yè)者人數(shù)持續(xù)升高，貌似中產階層數(shù)量有所增長，但多為銷售和服務人員等，處于就業(yè)人口平均收入的中低區(qū)間，事實上掉入工農階級和弱勢群體的隊伍里，故中產階層總體處于下沉趨勢中。再次，由于臺灣社會經濟從產業(yè)格局到就業(yè)者收入都出現(xiàn)停滯，不同階層很久未出現(xiàn)較大規(guī)模的移動，階層結構已呈現(xiàn)一定程度的固化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