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中，選手陳更出口成章，腹有詩書氣自華，而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大學一般力學與力學基礎專業的博士生。無獨有偶，這檔節目中還有不少理科生晉升擂主：河南理工大學的大三學生王鑫、學計算機的謝海衡、生物技術專業的薛玉涵……另一檔節目《最強大腦》中，畢業于清華美院的王昱珩，以識別力和記憶力見長，最終卻輸給了另一名中國科技大學的畢業生。

　　這樣理科生“逆襲”文科生的故事還有很多：憑借科幻小說《三體》獲得“星云獎”的劉慈欣，是一名電廠工程師；出生于1893年的丁西林留學英國，學習物理和數學，回國后成為北大物理系教授，但這不妨礙他還是一名劇作家，被稱為“中國獨幕劇圣手”。

　　記憶力、寫小說、背詩詞，這些本來被認為是文科生所擅長的領域，卻總冒出幾個理科生拔得頭籌，不禁讓人覺得疑惑，文科生的地盤為何屢屢被理科生攻占？為此，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了心理學家、教育專家和中學老師，來解答這個謎題。

　　情景記憶和語義記憶并非此消彼長

　　北京大學資深心理學教授沈政介紹，人的記憶類型分為兩種，一種是短時記憶，也叫工作記憶，另一種是長時記憶；長時記憶又分兩類，一類是語言能夠表達的，稱為陳述性記憶（外顯記憶），另一類則是語言無法表達的，稱為非陳述性記憶（內隱記憶）；而陳述性記憶又分為情景記憶和語義記憶，前者是對連續的、形象的事件發生過程的記憶，后者則是對知識的、概念的、定義的記憶，是抽象思維的基礎。

　　“不同記憶過程和記憶系統的腦功能回路不同。情景記憶由大腦內側顳葉和海馬系統掌管，語義記憶則分布在大腦很多部位——取決于知識的種類。”沈政說，“我們說一個人理科好，通常說的是他的語義記憶比較強。”

　　像《最強大腦》《一站到底》這樣的節目，考驗的其實是選手的語義記憶，這和記憶能力相關，和文科理科沒有關系。沈政說：“任何學習都建立在記憶的基礎上，文科和理科都需要記憶；如果一定要說文科生理科生的記憶有什么差異，那可能理科生在學習過程中，大腦對識別、辨認、記憶的精確度要求更高。”

　　沈政說，情景記憶強的人往往能把一件事講的活靈活現——也就可能在文學藝術方面有突出表現，但這只是整體概率，肯定存在個體差異。“對學生來說，對文理科的選擇，不一定取決于自己大腦中哪種記憶占優勢。人是很復雜的，人生道路的選擇有生物學因素，也有社會學因素。小說家也不是一生下來情景記憶就強，也可能受到來自家庭、學校等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

　　沈政帶來的一個好消息是，像達·芬奇那樣既是科學家又是藝術家的人才并非特例，因為情景記憶和語義記憶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而另一個好消息是，無論情景記憶還是語義記憶，兩者都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和訓練增強。

　　友情提示：2008~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證明，睡眠有助于記憶的鞏固。

　　聰明孩子學理科？這是高考制度的選擇

　　沈政回憶，在自己上大學時候，優秀人才普遍選理科，覺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從上世紀90年代起，聰明孩子又一窩蜂地往經濟系、法律系跑，可見社會因素對人的選擇影響之大。

　　上海市語文特級教師余黨緒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偏科只是一個少數現象，大部分人的智商、情商還是正態分布。中學階段的文理分科，主要基于學生的興趣愛好，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高考的需要。”

　　余黨緒說，以上海為例，高考錄取名額的相當大比例都給了理科生，學理科是一個上大學“概率更大”的選擇；反映到中學，優秀的學生也就更傾向于選擇理科。“并不是理科生聰明，而是選理科的學生本來就更出眾，無論是記憶能力、反應能力還是現場判斷力，整體素質較高。”

　　在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看來，現在對文理科選擇最大的外界因素就是高考。“全國的重點高中，文理班的比例大概是1:3，因為大學一本的文理科錄取比例就是1:3。這是適應現有高考制度的選擇。”熊丙奇說，“如果哪天成長環境變了、教育環境變了、就業環境變了，他們的選擇也很可能變了。”

　　余黨緒介紹，現在上海高考施行“3+3”，即在語數外三門課之外，學生在“史地政理化生”中任選三門課，打破了文理的界限。這樣的高考制度，讓學生的選擇更加理性。

　　不過，余黨緒認為，中學階段的課程只是基礎，不會對一個人的人文素養、理性思維帶來特別大的改造作用；到了大學階段，學生經過專業的訓練，學科差異才可能改變思維方式。

　　“文科素養，比如對一部文學作品的理解，需要借助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這不僅是智商的問題。楊絳說過一句話特別有道理，‘年輕的時候以為不讀書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來才發現，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讀不懂書的’。就像學語文，小時候就是理解不了，慢慢長大了，也許會恍然大悟。”余黨緒說。

　　文科生干不了理科生的活兒？

　　熊丙奇說：“長期以來，我們對學生有一種標簽化的評價，文科生、理科生，并認為文科生應該擅長什么，理科生應該擅長什么，套用一種模式，這其實阻礙了學生的發展，并沒有關注到學生本身的能力和素養。如果告訴文（理）科學生，你只能干這個，他有很多東西可能就不去學了。”

　　自從上海、浙江施行自行選課的“新高考”后，很多問題得到改善。比如，此前有的學生歷史、物理都好，但為了報考理科專業，不得不放棄歷史；“新高考”之后，熊丙奇發現，很多學生選了一門文科加兩門理科，或者兩門文科加一門理科。

　　“當教育給學生一個選擇空間后，勢必會激發學生的學習活力。”熊丙奇說，現在一些大學自主招生，文科學生也可以報考理科專業，理科學生也能報考文科專業，還有很多專業文理兼招；很多公司在招聘時，也不再強調專業，而更注重能力。

　　有人說，理科生能寫小說，但文科生不會編程，文科生干不了理科生的活兒？熊丙奇認為，這與人的知識結構相關，一般來說，科學技術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但并不是說文科生就不行。

　　在很多專業領域，文科學生也能進入。熊丙奇舉了個例子：IBM公司曾招聘了一個戲劇專業畢業生，后來他成為一名計算機工程師。“文科轉道理工科，需要在技術學習上投入；同樣，理工科轉道文科工作，也要培養思維、表達等。”熊丙奇說，“在《中國詩詞大會》等人文類的綜藝節目中，理科生的優異表現，也證實了我們需要摒除兩分論。淡化身份，關注能力，從學歷社會走向能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