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九連跳”政府部門不能無為

　　不知道這還應不應該算“新聞”，當我們面對一家企業以天來計算的員工跳樓記錄之時。是的，富士康又有員工跳樓了，距離上一起員工跳樓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三天：14日晚間富士康一名梁姓員工墜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科技集團第九名墜樓的員工。

　　當今之世，關于人群非正常死亡，有兩件事非常不能讓人理解，一是報復社會者向天真無邪的孩童瘋狂舉起屠刀，二是富士康的員工接二連三選擇從高樓跳下。如果不是病態的傳染或者說盲目的模仿，簡直無法解釋暴徒報復社會的地點為何都是學校，而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方式居然都是跳樓！因此，我心里真的很矛盾，雖然絕無此意，但善意的關注會否事實上也成了一種推波助瀾？

　　雖然已經有專家出來解釋說，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低于中國社會整體的自殺率，但如此密集的自殺事件高度集中于一家企業，仍然使富士康難逃“血汗工廠”之類的公眾指責，無論其本身是否確實如此。事實上，面對員工接二連三跳樓，富士康顯然也感到有些招架不住。富士康不僅已經向外界表態“檢討”，甚至都邀請僧人到企業做了法事，但企業鬧的顯然不是什么鬼，而是受挫于困境而又無法得到安撫的年輕的心。

　　從公平的角度說，跳出企業的范疇而將年輕員工頻繁跳樓看作是一種社會病，也許要更恰當。但是，這并不應妨礙人們將富士康“九連跳”作為一個特殊標本予以專門研究，只要是在明晰企業責任與社會原因的基礎之上。那種針對企業的情緒化表達也許是非理性的，但是企業顯然也不可能想要從中撇清干系。這絕非什么“輿論暴力”，而是理所當然的生命追問。

　　不僅是富士康，所有的企業都有必要認真反思自己所給予員工的距離“體面勞動”尚有多遠？《時代》雜志將年度人物授予“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而“勤勞堅韌”的另一種更為殘酷的說法則是“廉價勞動力”。必須看到，提高勞動報酬與改善員工福利，給員工更多夢想的空間與上升的可能，這一切與“九連跳”之間并非沒有關聯。

　　涂爾干在《自殺論》里說“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卻更愿意讓員工“原子化生存”，就像機器上的螺絲釘一樣，各自處在孤立疏離的狀態，便于管理的同時也便于提高效率。最常被提及的現實是，企業工會制度普遍名存實亡，而官方工會組織又與工人如此疏遠。我們該從何處著手，給“原子化生存”的工人們一個慰藉心靈的“集體力量”，其實這不是問題；只是企業肯定不會主動去做，而政府部門又始終毫無作為。

　　在引起公共輿論的強烈關注之后，富士康員工跳樓仍以天為單位向上竄升，此時再來拷問富士康做了什么或者沒做什么，已經沒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對一家企業員工非正常死亡事件頻發，相關政府部門是旁觀者還是介入者，做了什么或者沒做什么。病態的傳染也好，盲目的模仿也罷，也許我們都有感覺，“九連跳”大概不會是最高的記錄。此刻，在那絕望的縱身一躍之前，誰來發現并且幫助尚未變成冰冷死亡數字的“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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