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近日，《求是》雜志刊發(fā)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把握新發(fā)展階段，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構建新發(fā)展格局》，文中指出：“古人說：‘天地之大，黎元為本。’人民是我們黨執(zhí)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fā)展理念的‘根’和‘魂’。”

　　“天地之大，黎元為本”出自唐太宗李世民所作《晉宣帝總論》。黎元，亦作黎玄，古代指百姓民眾。句意是說，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思想發(fā)展脈絡中源遠流長，其開端至少可追溯至虞夏商周時期，尤以《尚書》的記載最為久遠。《尚書》通過記敘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以明仁君治民之道。開明君主認識到民眾在權力轉移、王朝更替、國之興亡盛衰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力量，告誡繼任者要敬德、重民，民本思想開始萌生。《尚書·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大禹之孫太康遺忘了先祖大禹的訓誡，驕奢淫逸，招致民怨，最終失邦失國。后又有商湯滅夏、周革殷命，周初統治者也意識到人心所向是周成功代商的關鍵，“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德政可以融通天命與民意。

　　首先，民為邦本，順應天道就是順應民意。《尚書·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上天憐愛百姓大眾，百姓想得到的，上天也一定會遵從。上天所看到的來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聽到的來自于百姓所聽到的。商周時期，中國古代的世界觀、社會歷史觀由“神本位”向“人本位”過渡，由皇權天命論轉向民意天命論，雖然仍有“天命觀”的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文明之初即確立“民本位”的價值立場，這是中華文化所獨有的。其次，君主敬德、愛民可以實現天命的轉移。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他認為，天命是可以轉移的，天命轉移的判準就是君主能否實行德政，天命屬于誰就看誰擁有使人民歸順的“德”。而施政者有德行才能夠配享天命，得到上天的護佑，敬德的主要標準和內容就是做到“懷保小民”，即愛民、護民。最后，敬民、愛民的道德情懷通過安民、利民的民生實踐表現出來。《尚書》提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德惟善政，政在養(yǎng)民”的觀點，書中記載了大量從堯舜禹到夏商周三代執(zhí)政者重視農業(yè)生產，通過設官督農、制歷授時、興修水利等推動農業(yè)發(fā)展，實現安民、養(yǎng)民的豐功偉績。

　　《尚書》中豐富的民本思想資源為后世儒家繼承發(fā)展，民本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系統地闡述了“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孔子說，“仁者愛人”“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民為國之本，施仁愛于民是執(zhí)政者的最高德行，也是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孟子力誡君主“行仁政”，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貴君輕”思想，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至漢代董仲舒確立儒家正統地位后，越來越多的君主篤信、篤行民本思想，對民眾抱有敬畏之心，將“民為國本”“仁政愛民”的圣哲古訓視為江山永保的圭臬。唐太宗引證荀子的名句，總結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世名言，更以“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自戒，這足以反映他對民眾力量的清醒和歷史自覺。

　　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星光熠熠、輝煌燦爛，然而回望其在歷史上的政治實踐卻寥若晨星、暗淡無光。中國傳統社會制度體制無法為民本思想的實踐提供可能的條件，只能成為思想家們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景，歷代王朝都沒有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抗戰(zhàn)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民主制度成為承載民本思想的現實接口。歷史發(fā)展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人用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實踐了古之圣賢難以企及的政治理想。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傳承和發(fā)展了民本思想的精華，賦予民本思想新的時代內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高度自覺，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政治擔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凝聚起億萬人民的磅礴力量，開創(chuàng)新的時代輝煌。

　　 （作者：董冰，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