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創造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在社會建設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迅速推進了城鎮化進程，使大多數中國人享受到城鎮化社會的現代文明成果；第三產業成為就業主戰場，促進了學習型社會的形成；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強化了社會消費特征；建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健全了人民參與治理的體制機制；建成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我們只有不斷推進社會建設的現代化水平，才能一如既往地激發社會活力，夯實新發展階段的群眾基礎，永續長治久安之道，在全面現代化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贏得了長達四十多年的社會長期穩定與和諧發展，以“中國之治”創造了“中國道路”和“中國奇跡”，先將中國從溫飽型小康推進到總體性小康，然后又經艱苦卓絕努力，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創舉，創造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中國式的現代化東方模板，在社會建設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迅速推進了城鎮化進程，使大多數中國人享受到城鎮化社會的現代文明成果。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長期穩定與安全和諧的發展大環境，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努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正確處理改革穩定發展之間關系，通過社會建設與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斷創造發展動力、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民族凝聚力，在民族大團結中構建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最終將中國從農業社會帶入工業社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黨和政府一以貫之、順應時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推進理論創新，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家治理體系建設，通過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控時代大局，形成了穩中求進的改革發展戰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煥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廣了機械化水平，提升了農業部門的生產效率，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解決了第一人口大國的吃飯問題，將中國的飯碗穩穩端牢在自己手中。城市體制改革的推進，轉變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改善了生產環境，解決了幾千萬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從九年義務制教育的推行到高等教育的擴招，將中國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支撐了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與技術推廣。在社會發展與社會進步中，截至2019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60.6%。中國的城鎮化，改變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極大地增進了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產業成為就業主戰場，促進了學習型社會的形成。在社會建設中，中國在促進村落社會轉變為城鎮社會的同時，也將從業人員的主體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三產業。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高達70.5%，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分別為17.3%和12.2%。到2000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則分別轉變為50%，22.5%和27.5%。到2018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又發生了劃時代意義的轉變，第一產業從業人員降低到26.1%、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比穩定在27.6%左右，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則上升到46.3%。就業人員主體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型，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中國建立了世界最為完善的工業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大大減輕了勞動過程的體力消耗，提升了人們的健康水平。就業人員主體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形成了以服務業為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建構了以科技支撐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格局，進一步延長了勞動者的閑暇時間，使中國人有更多時間用于技能學習，促進了學習型社會的建設，使閱讀、進修、技能提升等成為時代風尚。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強化了社會消費特征。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使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數量與比重迅速提升的同時，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既有利于在橄欖型分配機制中縮小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社會的良性運行與穩定協調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的提升，為人民通過辛勤勞動改變生活面貌源源不斷地創造了機遇。現在，以不同口徑計算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已達4億多人口。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建設取得的最大成就。其中的主要經驗，就是改革開放疏通與拓展了流動渠道。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及其子弟流動到城市轉變為農民工，形成世界迄今為止最為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戶籍制度的改革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推進，又逐步將農民工轉變為城市新市民。高等教育的擴招，在中國形成龐大的白領工作隊伍，支撐了整個社會的中產化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社會階層，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主體。中國社會流動渠道的拓展，在促進橫向的社會流動的同時，也推動了縱向的社會流動，優化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奠定了人心思穩和安定團結的社會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國之所以能夠避免其他發展中國家社會轉型中的諸多弊端，就在于比較科學地解決了社會流動問題，防止了城市貧民窟的形成，為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階層都提供了發展機遇。

　　中國在形成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同時，也加速了消費的升級步伐，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費轉變為現在的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型消費。在消費升級過程中，居民家庭用于購買食品等的花費比重逐漸降低，用于非食品花費的比重逐漸攀升——國際上一般用恩格爾系數表示這種變化趨勢：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越貧困，恩格爾系數就越高;生活越富裕，恩格爾系數就越低。2019年，我國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降低到27.6%和30%，這個指標預示著——在平均意義上，中國已從生存性消費階段進入到發展性消費階段。中國在改善生存性消費結構的同時，也提升了教育、旅游、保健以及其他休閑消費的比重，極大程度地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與此同時，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積也分別達到39平方米和47平方米。社會消費特征的強化，使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57.8%。

　　建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健全了人民參與治理的體制機制。在黨領導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從“站起來”階段過渡到“富起來”階段，并在新時代步入了到“強起來”階段。伴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的提升，中國進一步完善了社會的組織化和秩序化體制機制，探索建成了適宜于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格局。1998年《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首次提出了“社會管理”。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將社會管理明確為政府的四項主要職能之一。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 的社會管理格局，初步建立起“管理”意義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又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基礎上，增加了“法治保障”一詞，將社會管理與依法治國密切結合，建構了矛盾的最終解決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社會管理”創新為“社會治理”，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實現了由“管”到“治”的轉型，“雖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蘊含的深意發生了劃時代意義的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將“保障和改善民生”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結合起來，強調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大大擴充了民生與社會治理的內容，在原有社會治理格局中寫入了“民主協商”與“科技支撐”要素，進一步豐富了社會治理學說。社會治理理論與時俱進的創新，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表明了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的防治過程中，社會治理尤其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健全，以及治理資源向社區的下沉等，有效提升了基層社會的治理能力，保證了社區的安全性，阻斷了疫情傳播渠道，控制了疫情蔓延風險，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與生活安全，發揮了社會治理的組織化作用，再一次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建成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保障制發展為市場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建成了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極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截止到2019年年底，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4.3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5.3億人。在14億人口中，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已經達到13.5億人。在提升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參與率的同時，還加大了對低收入群體的生活保障力度，在城市有861萬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在農村有3456萬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各種指標說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全民皆保障社會”。2020年初春，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與大面積的停工停產，國家在減費降稅的同時，繼續出臺了退休人員養老金增加5%的政策配置。自2005年以來，經過16“連增”之后，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水平得到長足的提升。在老齡化水平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退休金水平的連年提升，極大程度地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在即將開啟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我們只有不斷推進社會建設的現代化水平，才能一如既往地激發社會活力，夯實新發展階段的群眾基礎，永續長治久安之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者：張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