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不文明，時時受約束；一處不文明，處處受阻礙”，只有形成這樣的鮮明導向，才能讓文明的舉止始于自發、成于自覺

　　同一個人，步行過馬路時，遇上急事可能會闖紅燈，但若在車里握著方向盤，再著急往往也能遵規守矩；同一個人，在綠皮火車里會吞云吐霧，但一上了高鐵就能全程禁煙。為何如此？違法成本不同，執法剛性也不同。這種對比也啟示我們：文明不僅是倡導、教育出來的，也是管出來的。

　　梳理中外社會文明史就能發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素養，既是歷史演進的結果，也是持續管理的結果。去日本旅游的人，往往會感慨于其公共文明：一絲不茍的垃圾分類，不留一片垃圾在體育賽場，井然有序的公共場所……究其源頭，1948年出臺的《輕犯罪法》功不可沒，什么是現代社會的“勿以惡小而為之”，法律寫得明明白白。即便如此，上世紀80年代，富起來的日本人在走出國門時也產生過“觀光摩擦”，大聲喧嘩、不守秩序，以至于日本媒體寫社論提示國民，“尊重對方國家風俗、習慣、禮儀”。

　　可見，文明是一面鏡子，在比較中更能正衣冠、知不足；另一方面，約束是壓艙石，一旦脫離執法環境、缺少了剛性約束，已經提升的文明素質也可能又倒退回去。要實現從“人人獨善其身”到“人人相善其群”的遞進，一定的外部約束，總是不可或缺的。

　　文明是管出來的，是因為在權利與義務這兩端，人們往往愿意享受文明的成果，卻不愿承擔文明的成本。比如，許多人羨慕歐美國家立法保護小動物，殊不知養犬人身上背負的義務條款數不勝數：上保險、打疫苗、戴口套、攻擊性犬的主人還需在庭院明顯處豎立標牌，等等。不僅如此，如果狗闖禍或者由于主人的疏忽致使他人受到傷害，狗主人除了會面臨高額罰款，還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最近，國內多地出臺針對“不文明養犬”的處罰規定，嚴厲處罰“遛狗不牽繩”等行為，也正是看到了“管理”之于文明養犬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法律規則就是在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那條繩子，松緊適度、兩頭不落，才能讓更多人知邊界、明事理、懂規矩、不逾矩。

　　文明是管出來的，還因為管理缺失導致的“公地悲劇”“破窗效應”，現實中比比皆是。在一些歐美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一街之隔，常有靜謐與臟亂差的霄壤之別，這就是持續治理與“放棄治療”的區別。反過來，只要對違法行為持續“零容忍”，總能不斷筑牢社會的底線思維與文明習慣。正是因為醉駕入刑，“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在中國社會蔚然成風；正是因為“失信者黑名單”制度持續發力，欠債故意不還的老賴開始減少；正是因為有嚴密的監管體系，人們對網購的信任指數越來越高。“一時不文明，時時受約束；一處不文明，處處受阻礙”，只有形成這樣的鮮明導向，才能讓文明的舉止始于自發、成于自覺。

　　古語云，“從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從來就不易。一個文明社會的形成，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既需要好言好語的勸導，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規范。剛性的制度、嚴格的管理也是一種喚醒，它喚起人們的文明意識，形成人們對文明的敬畏，最終讓文明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今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社會文明建設的引領作用，不僅需要教育引導、實踐養成，也需要制度保障。只有從內因到外因共同發力，才能不斷推動社會文明水平的提升。

　　改革開放之初，“新加坡奇跡”讓前往考察的國人深受觸動；而從持續而深遠的影響來看，讓國人內心更為震動的，是新加坡包括“鞭刑”在內的嚴明的法治和管理。40年后的今天，“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這樣的大廈，需要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態度去建設，讓每一個人都為之添磚加瓦。

　　（本系列評論到此結束）

　　《 人民日報 》（ 2018年11月19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