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當媽媽了。”當廣西南寧第四人民醫院艾滋病科護士長杜麗群聽到患者小陳的心愿，心中有著隱隱的擔心，已為人母的她非常理解這份心情，但對一個艾滋病患者而言，這不是一件易事。

　　杜麗群耐心為她解釋母嬰阻斷技術，悉心跟蹤小陳的服藥情況，解決小陳妊娠中隨時出現的問題，2015年，小陳順利產子，2017年，小陳的二胎也順利出生。小陳說：“我做母親的每一步艱辛與喜悅，都有杜護士長陪在身邊，是她給了我信心。”

　　自2005年以來，杜麗群主動請纓擔任艾滋病科護士長以來，她護理過的艾滋病患者超過1萬人，抗病毒治療患者超過5000人。整整13年，她跑遍了廣西百色、桂林、河池、崇左等地，為廣西省內2000多名醫護工作者講授艾滋病防護知識。

　　以下是來自杜麗群的自述。

　　一、工作再難也得有人去做

　　2005年，我們醫院準備成立艾滋病科，專科收治艾滋病患者。

　　這還是一個“談艾色變”的年代，再加上潛在的職業暴露風險，護士們大都不愿意到艾滋病科工作。剛開始連我的同事都不理解，他們問我：“你為什么要去艾滋病科工作？是不是犯了錯誤？”很多同學一知道我從事這份工作，都說：“早知道你要干這個，我一定勸你不要去。”我還記得，剛組建艾滋病科室的時候，正好趕上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我們搞了個活動宣傳預防艾滋病的知識，別的科室的病人一聽說這個醫院有艾滋病人，都紛紛出院。同事就會說，你看你們搞活動，病人都走了。

　　我知道大家不理解。沒人愿意去這個剛組建的艾滋病科工作，但艾滋病科工作的開展又迫在眉睫，既然別人不敢做、不愿做，就讓我來吧。所以，我就去了。

　　我原來就是在肺結核科工作，經常會遇到艾滋病患者，他們本身免疫力比較低，很容易感染肺結核。那時候，很多病人一確診是艾滋病就放棄了，尤其是一些年輕人，覺得沒辦法治療，感染上艾滋病就會死。

　　我記得，有一對來看病的夫妻，剛結婚不久。妻子是被丈夫感染了艾滋病。妻子一直說：“我連小孩都沒有，我就這么走了嗎？”丈夫是家里的獨生子，一直擔心如果他不在了，家里父母怎么辦。當時我見到他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絕望和無助，所以下決心去幫助他們。

　　有些工作很難，但總得有人去做。難題就擺在那里，去做出改變，才有解決的可能。

　　二、艾滋病護理最難的不是身體，而是精神

　　2005年8月，我遇到了我護理生涯中的一個最大挑戰。艾滋病患者阿友是一個全身潰爛的病人，身上幾乎沒有一塊皮膚是完整的，每次翻身，潰爛的皮膚都會粘在床單上。當時我們科很多小護士都是剛從學校畢業，看著體無完膚的阿友，沒一個人敢上前，連陪護阿友的家屬聞到惡臭后也紛紛避讓。

　　我就自己穿戴著防護設備到阿友病床前護理，操作時聞到惡臭覺得陣陣惡心的時候，真的實在受不了我就會跑到衛生間嘔吐，然后回來接著護理。畢竟，如果當時我不以身作則，護士們就更不敢去了。如果連我們都打退堂鼓了，艾滋病患者就真的沒有地方看病了。

　　“對待艾滋病患者，我們要以心換心，以愛抗艾。病人們的求生欲望都很強烈，只有我們不放棄，他們才不會自暴自棄。”這是我經常對我的護理團隊說的話。

　　我發現，患者對“艾滋病”這個詞普遍比較敏感和忌諱。因此，我講話就比較注意。我經常用“我們這個病”代替艾滋病三個字，很多病人聽了就會覺得我在照顧他們的感受，就會很信任我，把心里話也跟我說。

　　很多病人是因為靜脈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對于這些病人，跟他們溝通的難度比其他病人更大。毒癮發作時，這些病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很多患者沒錢吸毒就會偷東西，偷病房患友的手機，偷醫生的手機。有時候抓住他偷手機，問他在干嘛，他就說：“我想看你手機是什么牌子呀！”

　　一次，我遇到一個病人，已經出院。但是他又回來叫我給他打針。打針需要醫生醫囑，他不是病人，我知道他肯定是為了打毒品。吸毒的病人，手上腳上的表淺靜脈都打完了，沒有辦法打毒品，他希望通過我們的靜脈注射打毒品。我拒絕了他，他馬上從身上掏出了注射器說：“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我當時也很害怕，想跑開。但是想到如果我走了，旁邊還有那么多醫生護士家屬，他們都很年輕。如果這個人亂來，后果不堪設想。我就硬著頭皮和他周旋，逐漸讓他平靜下來，和他交心。我發現，其實這些病人很希望獲得關注。

　　還有一個吸毒病患，很愛鬧事，我就主動找他聊天，了解他的過去。一旦發現他的優點，我就會鼓勵他，讓他配合治療，想辦法戒毒。這名患者也跟我說，吸毒后很對不起家人，為了要錢買毒品，他還曾用刀威脅過自己的母親，現在覺得很對不起她。后來，過了兩三年，他又來住院，還跟我說：“護士長，過去我確實不懂事，搞得你們惶惶不安，覺得很抱歉。”

　　我感覺，越害怕病患的行為，他們越容易做出危險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和患者耐心交流。要為患者“治身”，更要為他們“治心”。無論面對危險還是絕望，溫暖能化解所有冰封的心。

　　三、我想讓世界少些對艾滋病的偏見

　　成立艾滋病科的第一年，醫院給我們換病床，請了臨時工來拆床。結果工人來了，聽說這個科室收治的是艾滋病人，半個小時內都跑了，我們只能自己拆床。

　　全國有關艾滋病防護知識的宣傳，每年12月1日都會開展。但是懂艾滋病的人早就懂了，不懂艾滋病的人依然不懂，尤其是在偏僻的鄉村，農民工比較聚集的地方，還有中老年人群體，防護意識非常淡薄。

　　本來我們的任務只是在醫院治療，可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把防艾知識傳播出去，于是我們科室成立了志愿服務隊，會定期到社區、學校、工地、企業進行艾滋病的防護知識宣傳。

　　有很多人聽了后會說，“我們不需要。”去年輕人多的企業，他們也會起哄，但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就不好意思。要知道，艾滋病作為一種慢性病，潛伏期有的幾年，有的十幾年，很多都沒有及時發現。所以到我這里來的病人，往往是混合感染，病情都比較重，治療相對比較難。

　　2017年12月，我去高校參加活動，開始遇到一些問題。談到“性”，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好意思，想得很淺，但是在跟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中，他們會發現“性”包含的不僅是愛情，更是對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負責，很多年輕人聽了都會很理性地對待這個問題。

　　事實上，只有早發現、早治療，才能有效預防艾滋病。

　　我們對艾滋病的護理手段，相比于科室剛成立的時候，改觀還是很大的。過去我們科總共才十幾個人，現在護理工作者達到了100多人。過去我們只有一個艾滋病科室，現在有三個科室，內外科婦產科分開。還安排了三個專門的艾滋病病區，門診也有專門的醫護人員。由于治療條件好，病患的生存率提升。另外，防護水平也提升了。比如抽血、輸液，過去容易遇到針刺傷等職業危險。現在，我們有安全型的采血針，輸液除了用靜脈留置針，現在還采用無針輸液器，避免了針刺傷帶來的感染。

　　我想讓世界少些對艾滋病的偏見，擁抱他們，我想為這個特殊群體奉獻特別的愛，為每一個生命的尊嚴與希望站崗。 　

　　記者手記

　　2013年，杜麗群獲得了我國衛生系統授予個人的最高榮譽——白求恩獎章，2015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之際，她作為基層民族團結優秀代表，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2018年，接連獲得了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

　　無論她獲得多少榮譽，拿到多少勛章，她永遠是艾滋病患者心中那位“杜媽媽”，依舊不忘初心奮戰在“生命的禁區”，揮舞著“紅絲帶”。

　　很多難題，總要有人去解決，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下去。這種“為患者兜底”的信念，支撐著杜麗群度過抗艾一線的無數日夜，也讓我們觸摸到醫者那顆柔軟而堅定的仁心。

　　（中國青年網記者 張潼 楊月 實習記者趙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