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近年來我國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有力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那么,減稅降費措施對實現高質量發展起到了多大作用?企業對減稅降費還有什么新期待?今年降成本的著力點在哪些方面?本報記者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調研。

　　減稅降費的力度不斷加碼,實體經濟“輕裝上陣”,活力更足 

　　山東淄博齊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6號車間里,整條生產線有條不紊地完成了從化漿、抄紙、卷取再到包裝入庫的全過程,人工智能設備在這里盡情施展。

　　“這幾年,公司新上了多條生產線,新上設備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羅列,而是緊跟科技前沿,像我們剛建成的23號造紙機,自動化水平高,年生產壁紙原紙4萬噸,僅用了40多人!”公司董事長李學峰說,“現在,自動化工程師對化漿工段設備進行數控改造,實現了連續磨漿,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實現了員工少跑腿、數據多走路。”

　　成本降下來,質量提上去。去年4月11日,公司成功研發出ADO表層紙,經世界最大的強化木地板德國制造商試用后,得到德方生產總裁高度評價:“齊峰的質量令我們尊重。”

　　在近幾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漲的情況下,企業從哪兒獲得了轉型升級的資金呢?

　　“國家接連出臺針對企業研發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為我們創新發展注入了活力。”公司財務總監張淑芳告訴記者,集團旗下的淄博歐木特種紙業公司,去年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一項就減少企業所得稅750萬元,公司被稅務部門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又將減少企業所得稅1700萬元。

　　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實現轉型升級、創新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減稅降費是降成本的有力舉措。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各種減稅降費達到1萬億元,2017年繼續減少1萬億元。去年1—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26元,同比減少0.28元,降成本政策效果明顯。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實際增長6.6%,增速較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工業生產增長自2011年以來首次加快,穩中向好態勢明顯。

　　“實體經濟能取得這么亮麗的成績單,與減稅降費力度不斷加大有直接關系。”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李長安認為,制造業只有輕裝上陣,才能迸發出更大活力,也能將更多資金投入到研發中,使企業競爭力實實在在地增強。

　　河北肅寧縣距離雄安新區60公里,位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黃金區位。2015年,響應京津冀一體化要求,河北鵬潤印刷有限公司從北京整體搬遷至肅寧工業區,公司由此進入全面建設周期,精裝車間、平裝車間、成品庫房、宿舍樓、辦公樓、原材料庫房、食堂等基建項目相繼竣工,全部工程款項2300余萬元,給企業帶來不小的經營壓力。

　　“公司剛剛搬遷至肅寧工業區時,各種費用開銷特別大,一度有點喘不過氣來。幸運的是,企業趕上了營改增全面擴圍的好時機,特別是2016年開始把不動產建設支出也納入了抵扣范圍,企業建設廠房的投入能帶來稅收抵扣,兩年下來稅費減少500多萬元,切實減負了。”公司負責人何偉告訴記者,憑借營改增給企業省出來的錢,他們先后從德國引進了2條柯爾布斯精裝聯動線、1臺對開單色雙面平版膠印機等高新印刷技術裝備,還新上了VOCs達標排放裝置,極大提高了企業生產效率,加快了企業轉型升級,還兼顧了企業的環保效益。

　　受益于減稅降費的不只有齊峰、鵬潤這樣的大企業,作為吸納社會就業、促進創新創業的重要載體,小微企業一直享受到國家稅收政策的特殊關照,一批小微企業踩著時間點享受到了精準減稅措施。

　　湖北宜昌潤捷貿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微企業。2016年,公司應納所得稅額為26.27萬元,享受到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減免所得稅3.9萬元。“去年國家政策范圍提高到50萬元,我們的應納所得額增長到48.19萬元,又一次享受到稅收減免7.2萬元,這可相當于2名員工的全年工資。”公司負責人李運蓉說。

　　除了減稅,一系列降費措施的推行,也讓企業嘗到了甜頭。

　　湖北人福藥業有限責任公司財務總監陳禮英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從2016年起,公司的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從20%降到19%,失業保險費用率從2%降到1%,其中單位繳費比例由1.5%降到0.7%,個人由0.5%降到0.3%,公司平均每月減少社保費用總計12萬多元。

　　為企業減負,也要在人工、環境、土地、融資等其它成本方面出實招硬招 

　　對于2018年的減稅降費,不少企業有新期待。

　　河北滄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產鋰電池隔膜,處于新能源汽車產業的上游。近兩年,隨著行業競爭的加劇,市場倒逼公司不斷加大科技研發力度。“我們不同于其他一些行業的技術創新,不用太多投入,研發出來的東西馬上就能投入市場變現,我們的隔膜產品在鋰電池結構中,是關鍵的內層組件之一。”公司財務部長劉明輝介紹,隔膜的性能直接影響電池的容量、循環以及安全性能等特性,因此這種產品的科技研發很關鍵,一項成果出來往往要經過多次試驗過程,尤其是原材料消耗特別大,研發成本投入較高。

　　“國家針對科技企業的稅收優惠支持,有效抵減了我們相當一部分研發成本,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劉明輝說,從近年來公司享受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看,稅率的直接降低對企業減稅效果更明顯,獲得感也最強,去年企業享受高新技術所得稅優惠,稅率一下子降低10個百分點,全年減免稅收900多萬元。

　　劉明輝希望,國家在增值稅方面,也能通過進一步簡并稅率或者直接給予稅率優惠,助力企業創新升級。“根據公司去年經營數據測算,制造業增值稅稅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就可直接帶來減稅100萬元,對企業降成本、增活力將是一個不小的促進。”

　　“營改增后,增值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的地位更鞏固,稅率結構也有待于進一步優化,這是我國既定的改革方向。”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說,我國目前三檔稅率并存的增值稅結構中,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稅率相差較大,不利于增值稅中性作用的發揮,從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的角度看,增值稅稅率還應進一步得到簡并優化。

　　胡怡建說,去年,我國在營改增試點基礎上,將13%檔的增值稅稅率降為11%,給相關行業和產品帶來較大減稅紅利,而17%的制造業增值稅率,涉及行業更廣泛,對稅收影響也更顯著,需要根據財政狀況逐步調整,很難一步到位,可能會分步實施。

　　一些企業還反映,近年來國家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府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在不斷規范。但一些經營服務性收費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服務性收費依然有增無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減稅降費的實際效果。

　　“現在融資難,融資貴,是我們中小企業的一大通病,也是我們發展的最大阻礙。”李運蓉告訴記者,他們作為一家貿易公司,由于沒有廠房、資源等作為固定資產抵押,銀行授信額度低,“上次我找銀行咨詢,審批額度只有30萬元左右,而且審批手續復雜,一般要等一兩個月,這對我們資金周轉來說很不方便,一筆生意不可能等這么久。而民間借貸利率動輒10%以上,我掙的錢都不夠還利息。”

　　李運蓉盼著有關部門能在解決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多出實招,“希望能為小微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利率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3個點左右,我們比較能接受,并且希望政府部門能為我們解決信用擔保問題,提高銀行的授信額,這樣公司發展才有后勁。”

　　胡怡建認為,減稅費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視企業人工、環境、土地、融資等其他成本的上升。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政府需全力推進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為企業減負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同時要大力破除壟斷,深化國企、金融改革,降低企業用能、融資等成本,不斷增強企業降成本的獲得感。

　　減稅中見改革,不單純是減負,而要實現節能減排、創新創業等長遠目標 

　　近日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明確,今年要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健全收費基金項目動態管理機制和亂收費投訴舉報查處機制,防止收費項目反彈。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也提出,今年要把各項減稅政策落到實處。

　　“預計今年減稅降費的重點仍是實體經濟,尤其是先進制造業有望得到重點減稅傾斜,此外,進一步清理不合理收費、健全相關制度防止收費項目反彈也將是重點,這必將為經濟轉型發展增添強勁的新動能。”李長安說。

　　“從近年的減稅政策看,國家采取的是寓減稅于改革的方法,不單純為了達到減輕企業負擔的短期目標,而是通過減稅實現節能減排、促進研發、創新創業等長遠目標,更好地促進高質量發展。”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認為,應把減稅降費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布局中,既有效推動財稅體制改革,又引導推動企業奔著質量、效益更高的方向發展。

　　以資源稅改革為例,通過改變從量計征為從價計征方式,并停征相關收費基金,有效建立了稅收與資源價格直接掛鉤的調節機制,減輕了企業負擔,稅費關系更加規范,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有效避免了統一稅率造成的企業結構性負擔增加。

　　同時,資源稅改革的原則之一是清費立稅,解決稅費重疊、功能交叉問題,在全面從價計征的同時,停征了價格調節基金、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等。據統計,資源稅改革半年內,全國129個改革稅目實際征收資源稅165億元,改革后稅增費減,總體減負48億元,平均降幅22.5%。

　　今年初開始實施的環保稅,也是在取消排污費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差別化征收機制,以大氣和水污染物為例,排放濃度值低于標準30%的按75%繳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按50%繳稅,從而有效促進企業加大節能減排方面的投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產能。

　　“以財稅改革牽引高質量發展,能夠增強宏觀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一步提升企業轉型發展的動力。”胡怡建認為,當前推動減稅降費,就稅而言,要加快增值稅等與企業直接相關的稅收制度改革。在稅與非稅之間,重點是清理非稅收入,切實將適合以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凡不符合國家規定、地方越權出臺的收費、基金項目一律取消。

　　“在將非稅收入轉化為稅收的同時,也要注意加強對現有收費項目的管理。”李萬甫指出,清理涉企收費,既要健全收費管理制度,又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地方稅體系,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從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和相關行業亂收費的沖動。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2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