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供給側改革:圓珠筆頭何時不再進口?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 董明珠

　　供給側改革第一次寫進總理工作報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今年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而普通人對“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接觸,是來自于總理關于“圓珠筆頭”的一個問題。2016年1月4日,李克強總理參加了關于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的座談會。“去年,我們在鋼鐵產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仍然進口了一些特殊品類的高質量鋼材。我們還不具備生產模具鋼的能力,包括圓珠筆頭上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李克強表示:“這都需要調整結構。”

　　在李克強總理昨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加強供給側改革,將著力化解過剩產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產品和服務供給、充分釋放全社會創業創新潛能等。

　　“供給側改革”頻頻被談及,與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關系密切。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推出的《轉型闖關——“十三五”:結構性改革歷史挑戰》一書認為: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不僅需要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表示,經濟當中經常考慮供求平衡問題,從需求方面調控是近期可以做到的;供給方面調控則是中期調控,主要在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是近期就可以見效的。

　　因此,供給側改革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按照多數受訪者的觀點,小到圓珠筆頭,大到我國“十三五”經濟轉型,都有賴于供給側改革。

　　這正是“圓珠筆之問”的意義所在。

　　★個案

　　桐鄉毛衫工廠:放棄大品牌訂單改投網紅店

　　王振波在浙江省桐鄉市經營一家羊毛衫工廠,2014年以前是傳統加工工廠模式,杉杉、報喜鳥等知名品牌都是他們的大客戶。而在2015年,工廠徹底完成轉型,只針對淘寶天貓網紅店鋪,放棄上述知名品牌的訂單。

　　他表示,之所以下決心轉型,是由于賬期問題,拖欠貨款嚴重。原來付款方式為:30%定金、到貨付款60%、10%質量保證金。這最后10%卻很難追到。“我們利潤才10%左右,影響很大。”

　　怎么舍得放棄?單靠網紅店鋪能支撐其公司盈利需求嗎?王振波說,2014年廠里年產值1500萬-1600萬元,2015年達到2200萬-2300萬元,都是這次轉型帶來的。“不要以為網商店鋪量就比線下知名品牌的小,我們做過統計,皇冠店鋪一年采購成本預算150萬-200萬元,跟一個實體品牌差不多了。”

　　“消費者很成熟了,只需要好的高性價比的產品,對于傳統品牌概念逐漸模糊。傳統品牌利潤高,100多塊成本的產品賣到七八百塊,同樣的網店才賣兩三百塊,你說老百姓會選擇哪種?”王振波說。

　　王振波提到轉型前后生產模式發生的顯著變革,“過去傳統品牌拍拍腦袋想出來幾個版型,圖紙交給我們去做,消費者必須從里面選擇購買,不管是否喜歡。”

　　“現在,網紅店鋪設計初樣給我們完善,會從粉絲里調查,去預售讓大家點贊,好的投產,不好的槍斃掉。消費者體驗肯定更好。比如,一件風衣,根據風格設計10-20款,店家會綜合粉絲意見挑出3款。”

　　吃到了甜頭,王振波未來的目標是做成“前店后廠”的模式,深化整合供應鏈,實現產品生產、定制設計、倉儲物流全包含。現在已經服務了300多家淘寶天貓店鋪。

　　“產品質量只會越做越好,消費者要求蠻高的,不然就退換貨,必須保持優質產品。”王振波說,“我感覺我們工廠不叫加工企業,應該是服務企業;表面上服務淘寶店鋪,最終服務消費者。畢竟大家認可產品才會消費。” 

　　“去國外買電飯煲,刺痛了我神經”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

　　中國沒理由連個電飯煲都做不好

　　記者:格力圍繞供給側改革,做了哪些具體工作?最新進展是什么?

　　董明珠:目前格力正在加速實現產業轉型,將過剩產能轉化為優質產能,同時重點加速智能化的發展。

　　比如,目前我們自主研發的機器人已經對外服務了,很多企業已經來采購我們的機器人。另外,我們還開始著手研發包括模具設備、工業自動化設備以及檢測設備在內的工業加工設備。

　　記者:以往各大場合,你都曾高調表達過利用核心科技改寫“中國制造”。聽說要拿格力的電飯煲PK日本產品?

　　董明珠:我特別生氣“到國外買電飯煲”的事情,這個事真的刺痛了我的神經。我覺得很遺憾,同時也很悲哀。沒有理由中國那么多制造企業連一個電飯煲都做不好。

　　要走出去,產品質量一定要過硬

　　記者:格力走出去,面對國內外市場,有什么困難?

　　董明珠:2001年就嘗試在走國際化,第一站是巴西,在國際市場遇到了很多沒有預料到的問題。一開始出去,還是作為像中國市場一樣去看待,到了后發現相關的條條框框、法律法規、人情世故等等,有很多文化差異。想適應它,千條可變,只有一條不變的就是:你的產品質量一定要過硬。

　　最近一次我去了之后感到很開心,因為之前我去的時候,雖然格力建了廠子,但是很難找到產品,市場占比不高。現在在巴西隨處可以看到我們格力的標志。這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記者:主戰場還是放在國內?

　　董明珠:中國本來就是國際的一部分,有市場的地方我們就該去,只不過是一個時間進度的問題。最大的轉換是,過去出口雖然量大,但是貼牌子;現在不一樣,出口的東西是自己的。

　　記者:做大“中國制造”,希望政策有什么傾斜?

　　董明珠:企業想要強大,不能一味依賴政府,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強、自救。企業的轉型要靠自己,在政策上則希望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

　　“企業要舍得在研發創新上花錢”

　　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

　　企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力軍。作為國內智能制造企業,浪潮集團正向互聯網轉型,且已經歷過一輪業績“陣痛”。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要把主要資源用于從技術上突破,而不是錢都花在規模擴張上。

　　傳感器是物聯網行業的“圓珠筆頭”

　　新京報:總理拋出了中國生產不出圓珠筆頭的問題,你所在的行業也有類似情況嗎?

　　孫丕恕:在物聯網行業,傳感器是很大的瓶頸,需求量也很大。可以說相當于“圓珠筆頭”了。這樣基礎的東西,不是一下子可以弄出來,需要投入資金,也與經營者是否專注有關。

　　新京報:企業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主力軍,該如何做?

　　孫丕恕:去產能是一方面,但是要注意,關掉并不意味能做出新的來,就能把富裕產能降下。企業要把主要資源用于從技術上突破,要研發創新,而不是把錢都用在規模擴張上。

　　國內存在的問題是:技術改造投入多,研發投入少;生產線多,研發少。美國相反,很多生產環節是不管的,主要抓高端研發。

　　新京報:但是技術投入意味著犧牲短期利益。

　　孫丕恕:其實大家也不是沒有錢,很多企業每年利潤挺高,舍不得拿出錢來干這個。說服股東是第一步,短期少分點紅,幾年后兌現更大的承諾。

　　政府應開放數據提升服務供給水平

　　新京報:在政府供給側方面,你有一項建議是關于數據開放,為什么?

　　孫丕恕:大數據可以幫助政府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浪潮為商務部提供生豬大數據分析服務,監控了全國261個相關指標,從生豬養殖、屠宰、飼料、加工、流通、市場等環節已形成了50次預警。

　　數據是生產資料,必然要通過交易、流通才能創造價值,催生新的服務業態,幫助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首先開放不敏感的數據,比如老百姓掛號,可以遠程提醒排隊的人已經到幾號了;交通攝像頭實時數據,提醒路口多少米有紅綠燈;現在民航數據開放就做得很好,用戶可以使用App查詢航班信息。

　　“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

　　“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才能滿足日益增長、分層以及實際和未來潛在的需求。”3月1日,在無界智庫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聯合主辦的“分享經濟與供給側改革”專家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表示。

　　談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周漢民表示,供給和需求不要對立,只是硬幣兩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極大提升的,第一是生產力,第二是創新能力,第三是全員勞動生產率。

　　他亮出三張榜單:一是財富五百強榜單,2015年中國企業(大中華地區)超過108家,僅次于美國;二是品牌五百強榜單,美國占了半壁江山,中國還不到30個;三是世界創新企業一百強榜單,2014年中國進的是華為,2015年無一入榜。

　　“創新”是周漢民隨后給出的答案,“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才能滿足日益增長、分層以及實際和未來潛在的需求。”

　　周漢民向新京報記者舉了華為的例子,“明了自己做什么,并堅持不懈做下去,從來沒有排斥世界先進經驗,重大科技研究中心都設在海外。”他認為這幾點值得其他企業借鑒學習。

　　“減稅清費支持供給側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中途,被眾多記者堵在衛生間門口,他在回應“財政上給予供給側改革什么支持”提問時表示,減稅清費是一項重要內容。

　　朱光耀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了2016年中國經濟的基調,堅持改革開放、穩中求進、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在適度增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大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中,對于供給側結構的改革,減稅是應有之義,同時簡政放權來提高國家經濟治理能力應該是更重要的內容,要結合在一起,來推進有中國特色的供給體系的改革。”他說。

　　朱光耀表示,在財政收入有所下降的情況下,加大減稅清費力度,在可以預見的短時期內,是會增加財政不平衡。

　　“我們要增大財政政策力度,階段性適度增加財政赤字。但是結構改革從中長期而言,是增加中國經濟動能,推進中國經濟新經濟業態的發展。”他表示,減稅清費從長期是增加財政收入,使中國經濟沿著健康持續軌道發展。

　　A14-15版采寫/新京報記者劉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