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調查
在“舉步可得天下藥”的“藥都”河北安國市,58歲的藥商焦占軍,卻找不到一副有效的“藥劑”,來治療他“病變”的人生。
10年前,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經銷商之一,擁有兩家藥廠,年營業額千萬元以上,開著全市最好的轎車,建了全市最氣派的商務大樓。
但一切戛然而止。因為一紙最終被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稅務稽查決定書,在此后10年,讓焦占軍的人生從鼎盛走向支離破碎——身陷囹圄,事業敗潰,親人離散。
多年的申訴上訪之后,焦占軍沉冤昭雪。在被宣判無罪的法庭上,他痛哭流涕,小兒子當庭跪下,給法官連磕三個響頭。
但破碎的人生已然如長水東逝,不可逆轉。如今的焦占軍身患多疾,舉債度日,住在仍被查封著的商務樓里,整日整日地翻撿著各種證據材料——他的戰爭還未停止,在他被羈押的兩年多時間里,5個民事官司接踵而至且他全部敗訴,因為資產被查封,甚至支付不起上訴的費用。
他想知道,誰應該為他蒙冤的10年埋單。
“適用法律錯誤”的百萬罰單
安國市,是全國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素以“天下第一藥市”馳名中外。
生于1954年的焦占軍,上世紀80年代在安國市政府機關當秘書,后調至藥材管理局工作,1986年參與組建了安國中藥材供銷公司。
1999年5月,安國市中藥材供銷公司改制為民營的大仁藥業有限公司,焦占軍擔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他從當地中藥材市場的藥農手中收購中藥材,初加工后供給北京同仁堂,再從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藥來銷售。
此時,大仁藥業已經發展成為擁有員工100多人的中藥企業,是同仁堂最大的經銷商之一,還在北京核心地帶購買了一處四合院設立分公司,與一家大藥企聯合經營健都制藥廠,有200多名員工,年營業額過千萬元。
在安國市,焦占軍建起當時全市最氣派的商務大樓“天元大酒店”。為抒胸中霸氣,他特地請來文化名人在一樓大廳題了一首《天元樓賦》:“陋室堪記,常憶先賢,揮劍唱風……且將天元作叢臺,興金樽,論橫縱。”
2000年5月,焦占軍還與泰國PP集團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擬在泰國、老撾、緬甸三國交界的“金三角”地帶購進土地,用于藥材的種植與生產。
“那是我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2012年8月7日下午,在向《法制日報》記者回憶起曾經的輝煌時,焦占軍不斷地翻找出當年與幾家大企業簽署的合作協議,試圖盡可能精準地描述出“事業鼎盛”的狀態——而那樣的狀態,卻愈加凸顯了這個正在夕陽下忙亂翻撿材料的他的落魄。
而造成這兩種狀態轉變的伏筆,恰恰埋藏在其事業巔峰期。
焦占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1997年年底,為了便于成藥銷售,安國市中藥材供銷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藥銷售部,承包給北京人閆亞平經營。
2000年7月21日,河北省、市、縣國稅稽查局組成專案組對大仁藥業公司納稅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大仁藥業在銷售中成藥時,從1998年到1999年期間以“大頭小尾”的方式填開萬元版增值稅專用發票,即在填寫四聯銷項發票(銷售物品時開給客戶的發票)時,把給購貨方的二、三聯如實填寫,但把存根聯和報稅務局的記賬聯(一、四聯)少記銷項收入,虛假填開增值稅發票179份,少計銷售收入10790萬余元。
而這其中176張發票都是閆亞平開的,另外3張無法查清開具人。安國市國稅局以該銷售額乘以稅率,認定大仁藥業偷稅183萬余元。但同時還查出,大仁藥業同一時期多交增值稅52809余元。
焦占軍不以為然。“我們和閆亞平是承包關系,即使存在偷稅行為,我最多負的也是領導責任。”他告訴記者。
2000年12月28日,安國市國稅局以其認定的偷稅額減去多交稅款和已補交的20萬元款項,出具了稅務處理決定書,責令大仁藥業補交稅款158萬余元,并加收滯納金127萬余元。焦占軍那輛象征身份的紅旗轎車隨后被扣押。
焦占軍終于急了。他一紙訴狀遞至保定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狀告安國市國稅局不執行國家稅法。但未及立案,這次起訴就被保定市國稅局調解下來,紅旗轎車被歸還了。
“為什么他們不敢對簿公堂?因為他們沒有執行國家稅法,按照國家稅法規定,增值稅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計算,而安國當地當時卻有一條‘土稅法’,即只要使用票據,不管是否增值,國稅局和地稅局都分別要收取票據數額1%的稅款。”焦占軍告訴記者,這也是閆亞平為何要開具“大頭小尾”發票的原因,“增值稅是逃不了的,要逃的是‘土稅法’”。
在最后的判決里,國稅局的這份處理決定書,被認定“適用法律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