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簡稱“十七條協(xié)議”)，實現(xiàn)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這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zhuǎn)折點。“十七條協(xié)議”是西藏人民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分離走向團結(jié)，從落后走向進步的新起點。

　　然而，一個時期以來，有人歪曲事實，編造謊言，鼓吹西藏“事實上的獨立”，否認帝國主義勢力在西藏的客觀存在，污蔑和平解放為“武裝侵略”，并一再想否定“十七條協(xié)議”的合法性。在慶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際，挖掘新史料，利用新成果，正本清源，廓清迷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歷史基礎和法律依據(jù)

　　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量考古、學術研究表明，藏族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緣、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聯(lián)系。西藏地方與中國內(nèi)地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往來始終未曾中斷。藏族地區(qū)納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轄的過程，呈現(xiàn)為一種漸進推移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唐蕃時期顯著加速，到公元13世紀中葉完成。元朝中央政府正式將西藏地方納入行政管轄之下。此后，盡管中國經(jīng)歷了幾代王朝的更替，多次更換過中央政權，但西藏一直處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

　　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西藏法律地位問題上，藏學專家根據(jù)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的清朝中期中國歷史版圖說，提出了更科學更準確的表述。體現(xiàn)在兩句話上：一是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二是中央政府自元朝開始對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轄。

　　因此，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西藏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正義事業(yè)的組成部分。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民族政策，根據(jù)國際國內(nèi)形勢的變化和發(fā)展，毛澤東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

　　二、和平解放前，西藏帝國主義勢力的客觀存在

　　達賴喇嘛和他們的支持者說，“西藏沒有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西藏同英國只有點外交關系，同美國只有商業(yè)關系”，“在西藏只有少數(shù)歐洲人”。

　　藏學家柳陞祺對此給予了有力批駁。他寫道：“人民解放軍進西藏決不是為了趕跑幾個歐洲人。我們說的在西藏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是指從清代晚期英帝國主義通過軍事、政治、經(jīng)濟侵略手段強加于我國，特別是西藏廣大人民的條約和恥辱，這集中表現(xiàn)在五個不平等條約上。”

　　這些條約除規(guī)定軍事賠款之類外，還使我國在西藏地方喪失了許多主權，如：1904年《拉薩條約》規(guī)定，從印度邊境到拉薩沿途的炮臺、堡壘和一切軍事建筑一律拆除；強迫在亞東、江孜等地開辟貿(mào)易市場，侵占所管轄的地區(qū)；向商務代理處派遣軍隊，常年駐扎；設置驛站，沿途架設電線；英、印商品進口，西藏地方不得征稅，英、印貨幣在西藏廣為流通不受任何限制。

　　英印政府駐拉薩代表黎吉生將噶廈派駐英印留學的貴族子弟多數(shù)拉到他一邊成為親英分子，組成親英勢力集團，與西藏噶廈中的親英分裂主義分子一起專門從事一系列分裂活動。1941年，將愛國的熱振活佛從攝政職位上趕下來，使噶廈成為親英分子把持的機構；1942年，策動噶廈成立“外交局”；1947年，鼓動噶廈派代表出席“泛亞洲會議”。還唆使西藏代表團趕制所謂“國旗”；1949年，策劃了“七八事件”，迫使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限期離藏；1950年1月，要求噶廈破壞干道、橋梁，埋設地雷，阻撓昌都解放等等。

　　美帝國主義勢力滲透西藏也是不爭的事實。《潛入西藏》的作者托馬斯·萊爾德披露：“本書第一次證明，在中國‘入侵’前西藏不僅有美國人，還有幾個美國特工正忙忙碌碌地進出西藏，積極地為西藏人提供軍事援助。美國政府的最高層也參與了這一計劃。”

　　辛亥革命后，從北洋軍閥控制下的歷屆民國政府到南京的國民政府時期，都沒有廢除這些本應廢除的不平等條約。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還依然留在西藏。不愿意承認帝國主義勢力在西藏，實質(zhì)上是“西藏不需要解放”的潛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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