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兩岸長期隔絕的狀態被打破，兩岸同胞突破封鎖，開啟交流交往已有三十年。三十年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契合了市場規律，克服重重政治阻力，從單向到雙向，從間接到直接，乃至進入制度化合作階段，取得了豐碩成果。當前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面臨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傳統動能下降、政治因素干擾等內部與外部壓力，但展望未來，新時代背景也為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

　　一、三十年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成果斐然

　　（一）兩岸投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第一批臺商假借第三地之名，迂回進入大陸投資，開啟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序幕。1987年10月，大陸表示“熱情歡迎臺灣同胞到祖國大陸探親旅游”，兩岸交流的大門終被打開，臺商對大陸投資快速增長，并成為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力量。據我商務部統計，截止2017年9月，累計批準臺商來大陸投資項目10.1萬個，實際使用臺資660.65億美元（由于臺當局對臺商投資大陸有重重限制，多年來大量臺資通過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轉投資大陸，若加計此類自由港的臺資，我實際利用臺資金額將高于商務部統計額），按照實際使用外資統計，臺資占我累計實際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3.6%。目前臺灣是大陸第二大投資來源地，大陸是臺灣最大的投資目的地。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早期多為勞動密集型傳統制造業的中小企業，現在則向高科技產業、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產業延伸，企業也以大型上市柜公司為主；投資區域從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逐步向中部、西部轉移，投資區域產業聚集效應明顯；投資策略從過去的“三來一補”加工外銷導向逐漸轉變為與大陸當地產業鏈緊密結合，目標市場從歐美轉向大陸內需市場。

臺商投資大陸統計表（專家供圖）

　　（二）兩岸貿易

　　在投資帶動下，兩岸貿易快速發展。1987年，兩岸貿易總額僅為15.2億美元，現在每年超過1700億美元。大陸是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三十年來兩岸貿易額累計達23430.6億美元，順差額累計13824.7億美元。

兩岸貿易統計（專家供圖）

　　（三）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后，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進入制度性合作的階段，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兩岸兩會簽署包括《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內的23項協議，并達成一系列共識。

　　第一，ECFA項下的貨物、服務貿易早期收獲落實良好。2013年1月1日，兩岸ECFA早收計劃下的806項貨品全部實現零關稅，據臺灣方面統計，截止2017年9月，大陸對臺累計減免關稅48.29億美元，臺對大陸累計減免關稅4.44億美元，臺累計核發ECFA原產地證明書654207件，核發金額670.2億美元。服務貿易方面（除金融業），據我商務部統計，共14家臺灣會計師事務所申請獲得“臨時執行審計業務許可證”、580家臺灣企業獲準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核準引進30部臺灣影片。ECFA服務業早收計劃中陸資赴臺累計30098.3萬美元，臺灣來大陸投資累計達84893萬美元。

　　第二，兩岸金融交流與合作正常化。2009年4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同年11月簽訂《兩岸銀行、證券及期貨、保險業監管合作備忘錄》（MOU），開啟了兩岸金融合作正常化、制度化的進程。據臺當局統計，截止2017年9月：銀行業方面，臺資銀行有29家分行、11家支行及3家子行在大陸開業，另設有3家辦事處。27家分行在大陸開辦全面性人民幣業務，4家分行開辦臺資企業人民幣業務；大陸銀行在臺設立3家分行，并設有2家辦事處。證券期貨方面，1家投信企業在大陸設立辦事處、8家券商設立14個辦事處。37家臺資金融機構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QFII），獲得投資額度共計105.6億美元。保險業方面，臺資在大陸參股投資7家保險公司、2家保險經紀人公司及2家保險代理人公司，并設有13個代表人辦事處。

　　第三，兩岸投資正常化。臺當局開放陸資赴臺投資，兩岸投資格局終于由單向轉為雙向，進入正常化軌道。據臺當局統計，2009年-2017年9月，陸資赴臺投資件數累計1049件，金額18.6億美元。

　　第四，兩岸產業合作取得進展。在ECFA協議中，兩岸明確將產業合作列為經濟合作的重點內容之一。2011年10月，兩會簽署《海協會與海基會關于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的共同意見》，選擇LED照明、無線城市、冷鏈物流、TFT-LED和電動汽車作為試點合作項目，兩岸產業合作論壇推動兩岸新興產業合作不斷深入。

　　二、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經驗與特點

　　（一）國際經濟趨勢和兩岸經濟轉型形成的市場動力是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發展的基本動力

　　一方面，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是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驅動力。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經濟全球化進入新一輪的發展高潮，兩岸間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都呈現了相同的擴張趨勢。先后加入WTO后，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趨勢下，兩岸成為東亞生產網絡的重要一環，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兩岸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海峽兩岸在經濟資源及生產要素稟賦上具有高度互補性，成為初期大陸吸引臺商涌入的最初動力，同時兩岸產業結構變動存在階段性的差異，促成不同時期島內不同類型產業向大陸的轉移。

　　（二）大陸為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面對復雜的兩岸關系，大陸不斷進行政策調整與制度創新，對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建立臺商保護機制。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1994年3月，通過《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1999年國務院發布《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以法制化切實保障臺商利益。201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進一步減少外資準入限制等22條政策措施，促進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享有基本同等待遇。在組織上，建立各級接受臺商投訴的行政協調機構，完善涉及臺商權益的糾紛和爭議的處理制度。允許臺資企業在大陸設立“臺資企業協會”，2007年成立的“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為解決臺商內部交流和與當地政府的聯系與溝通提供重要渠道。二是對臺經濟合作的機制體制創新。三十年來，大陸在對臺資實行“比照外資”的基礎上，以“同等優先、適當放寬”的市場準入審批制度改善臺商投資環境，建立了國家級臺商投資區、海峽兩岸農業合作示范區、臺灣農民創業園區、海峽兩岸產業合作示范區等一系列涉臺園區，并推動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建設。尤其是平潭綜合實驗區作為閩臺合作的窗口，推出一系列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的機制體制創新。三是多渠道展開兩岸商談。在兩岸政治對立的背景下，大陸積極通過多種渠道展開各種靈活的兩岸商談機制，如利用“行業對行業”的商談模式，推動兩岸“春節包機”和“節日包機”，務實解決兩岸民眾在經濟交流中的迫切需求。四是搭建各種民間及地方性平臺。如“閩臺會”、“魯臺會”、“京臺會”、“贛臺會”，以及由企業主導的兩岸信息產業標準論壇等，對兩岸經濟制度化交流與合作形成有益補充，最大程度上減少政治關系的負面影響。

　　（三）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是不斷克服政治阻力的過程

　　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島內“臺獨”分裂勢力的活動是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前進的最大政治阻力。李登輝執政時期，其1995年訪美，1997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1999年公開發表“兩國論”，引發兩岸政治危機， 致使1996-2000年兩岸貿易與投資額大幅下滑。陳水扁執政時期，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大陸政策，并頻頻以推動“入聯公投”刺激大陸，兩岸經濟關系長期無法突破單向、間接的格局。2014年，由于受到“太陽花學運”的沖擊，兩岸服貿協議被迫擱置，兩岸服務業制度化合作才現曙光卻又陷入膠著。2016年蔡英文當局執政后，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機制停擺。如此種種造成了兩岸經貿關系長期處于不正常狀態，制約了兩岸互利互補效應的充分發揮，損失更多的是臺灣經濟和島內民眾。

　　（四）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對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一是倒逼臺當局放寬兩岸經貿政策限制。出于政治考慮，臺當局對兩岸關系正常化一直持抵觸、反對態度，對臺商投資大陸進行多方面限制。在實踐中，臺商始終走在臺當局的政策前面，如呼吁開放“三通”、反對“戒急用忍”、放寬各行業向大陸投資力度等，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向當局施加影響，致使臺當局被迫逐步放寬若干限制以追認臺商投資“合法”。二是推動兩岸“三通”。隨著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進行，兩岸“三通”的迫切性越來越高，2008年前要求開放兩岸“三通”一直是臺灣大企業對臺當局的主要政策訴求，并贏得島內主流民意的高度支持，給臺當局造成巨大政治壓力，臺當局不得不在“三通”政策上逐步被動開放。三是厚植兩岸共同經濟利益。臺商赴大陸投資規模與領域的持續擴大，在島內形成了直接或間接受益的相當可觀的大陸利益群體。同時，臺商大陸投資通過拉動大陸投資、就業、出口和稅收，也在大陸形成了眾多與臺利益密切相關的群體。兩岸利益群體的持續擴大與良性互動，是培養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四是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帶動兩岸人員往來，2008年后大陸居民赴臺旅游更極大提高了兩岸民眾的社會交往程度。臺胞來大陸人數從1987年的46679人增加到2016年的3685477人，大陸居民赴臺人數從1990年的8545增加到2016年的3472673人，人員往來增進了兩岸相互了解，為兩岸社會融合打下初步基礎。同時，臺商在大陸三十年經營過程中，通過社會經濟領域融合拓展了自身的社會網絡，與大陸社會逐步產生綿密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并逐漸在社會心理、文化領域向大陸靠攏，甚至建立了對祖國大陸新的認同，成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前景展望

　　（一）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面臨嚴峻挑戰

　　一是全球政經發展環境復雜嚴峻，兩岸經濟均步入新的轉型升級時期，兩岸經濟合作的傳統動能下降。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發達經濟體陷入經濟增長的“新平庸”，美歐對“高信貸、高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進行調整，并利用貿易保護主義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兩岸既有的以代工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巨大的挑戰，兩岸經濟合作的傳統市場動力逐步削弱，新的動能尚未產生。二是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停擺，政治負面影響增大。蔡當局執政后，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失去既有政治基礎，陷入停擺狀態。在當前國際經濟大環境變化，兩岸經濟關系傳統市場動能減弱的情況下，制度化合作至關重要。沒有兩岸公權力部門進行頂層設計與協商， 兩岸產業無法包容性發展，服務業也難以發揮推動兩岸經濟關系的新動能作用。同時，蔡當局在島內強力推行“新南向”政策，并加強與美日的經濟連結，在經濟政策上“去中國化”，對兩岸經濟關系沖擊不容小覷。三是“逆全球化”下，島內產生不利于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的民意氛圍。近些年，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反應逐漸在社會及政治領域顯現，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后，“逆全球化”潮流興起，民粹主義隨之起舞。兩岸也出現了產業互補性下降競爭性增強、經濟合作利益分配等類似的深層次問題。在民進黨操弄下，島內民意對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產生抵觸，不利于未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深入進行。

　　（二）新時代背景下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面臨新的機遇

　　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加強”、“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要“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隨著大陸整體經濟蓬勃向上、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也面臨許多新的機遇。

　　一是“一帶一路”建設為兩岸廠商民間合作提供廣闊空間。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大陸“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以來已取得了長足進展，與沿線國家建立了不同層次的政策溝通渠道，在20余國家承建大型交通基礎設施、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額快速增長。“一帶一路”建設超越了傳統的自貿區與多邊貿易體系，包含多種合作模式，在當前兩岸制度化協商中斷的情況下，為臺商以民間身份多角度參與提供了可行性平臺。臺灣的優勢企業可通過“一帶一路”走入沿線國家市場，有利開拓兩岸經濟合作的新陣地。

　　二是新經濟為兩岸經濟合作開辟新方向。近五年來大陸新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以分享經濟、平臺經濟、高新技術、人工智能產業為代表的新動能正成為牽引中國經濟未來的“火車頭”。在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商業化新階段，中國大陸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的創新實踐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強大的示范和外溢效應。未來兩岸在5G、車聯網、云計算、智能制造等新經濟重要領域都有巨大合作空間，創新和技術進步將取代傳統的資源稟賦成為未來兩岸產業合作的新動能。

　　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篳路藍縷，三十載風雨兼程春華秋實。當前，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中出現的新問題迫切需要化解，應抓住新的重要機遇，以兩岸一家親理念推動和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在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進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柳英，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經濟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