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經濟平臺執行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唐永紅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當前臺灣經濟發展的困境與出路》，作者認為：“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在根本上有賴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穩定發展，有賴于兩岸經濟關系的持續發展，有賴于臺灣對外經濟空間的盡速拓展。沒有穩定和平發展的兩岸關系，臺灣經濟體將進一步邊緣化，要素資源必將進一步凈流出，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必將進一步放緩，臺灣經濟必將進一步空洞化并沉淪，貧富差距必將進一步擴大，階層矛盾必將進一步深化。屆時，臺灣經濟將可能在‘悶經濟’中窒息。而兩岸關系的和平穩定發展、兩岸經濟關系的持續發展、臺灣對外經濟空間的盡速拓展，有賴于臺灣民進黨當局接受‘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否則，無疑將動搖海峽兩岸和平穩定與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礎。而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兩岸關系不穩，臺灣經濟難以好轉。”文章內容如下：

　　臺灣經濟成長以2000年為節點：在2000年之前為高速成長時期，從1962-2000年年均成長率高達8.6%，不僅成長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且創造了“均富社會”的“發展奇跡”；在2000年之后則進入了總體上趨于逐漸減速和貧富分化加大的低速成長階段。2001-2015年臺灣GDP年均成長率約為3.7%，較之于1962-2000年，已是天壤之別。原因何在？當前面臨發展困境的臺灣經濟的根本出路又何在？

　　臺灣經濟發展需要有效進行全球化運作

　　眾所周知，臺灣自身是一個有著較好的國際經濟區位，但資源、腹地、市場相對有限的淺碟型的小型島嶼經濟體。因此，臺灣經濟發展需要在投入端和產出端實施較之于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經貿政策措施，以型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環境，并可以有效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克服經濟發展面臨的島內資源要素與市場規模的局限與約束。在投入端，臺灣需要通過較之于大型經濟體更加自由化與便利化的開放政策措施，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整合善用島內外資源要素。在產出端，臺灣需要通過與其他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等雙邊或多邊經貿合作協議，優化出口環境，為島內生產的產品（貨品與服務）開拓外部市場空間并提升國際競爭力。

　　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以來的發展歷史也表明，有效地進行國際化（全球化）運作對臺灣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依據發展模式的不同，根據李國鼎先生的劃分，1949年以來臺灣經濟大致可分為進口替代階段(1950-1962)、外向型階段(1962-1980)、技術密集階段(1980-至今)等三個發展階段。無論是在哪個發展階段，臺灣經濟都或深或淺、或多或少地在參與國際化（全球化）運行。即便是在1950-1962年經濟恢復和農業快速發展的進口替代時期，臺灣也出口一定的初級產品以換取進口替代所必須的部分機器設備等生產工具。而在1960-1980年代的外向型發展階段，臺灣更是與美、日、歐等當時的國際化（全球化）中心維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系，在吸引FDI進入以增加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同時，把臺灣生產的產品的大部分出口銷售到美、日、歐市場，以這種國際化（全球化）運作方式，一方面克服了島內資源要素稀缺的約束，另一方面克服了島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局限，從而獲得了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在進入技術密集階段到2000年前，在當時的國際經濟格局尚未明顯變化（美、日、歐依然維持全球化中心位置）的情形下，臺灣依然通過全球化運作獲得高速經濟成長，并以“均富社會”、“藏富于民”的發展理念及其相應的政策措施創造了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臺灣奇跡”。在成長方面，1962-2000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8.6%；在分配方面,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階層與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大致在4至6倍之間，而且，居民的收入差別伴隨經濟高成長而不斷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