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經濟災難
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給臺灣人民帶來的是幸福還是災難？看一看日據末期臺灣的經濟狀況就知道了。
日本榨取殖民地的經濟政策，使臺灣經濟在“工業日本”與“農業臺灣”原則下，變成日本工業的原料產地與產品銷售市場。1930年代末期，臺灣的國民生產毛額中，農業產值占36%，是典型的農業經濟；出口占國民凈生產曾達50%，是典型的出口經濟；出口額中的80%以上對日本出口；農業與農產加工業幾乎構成臺灣產業的全部，其中米糖占整個生產的70%以上，對日出口金額中70%以糖米為主，是米糖經濟。臺灣所需的工業產品，多自日本輸入，受日本經濟控制。臺灣經濟的變動與日本息息相關。
日據時期，臺灣的財政收入主要為租稅、專賣與公營事業。但公營事業收益有限，專賣以煙酒兩項為代表。專賣收入最高時曾占臺灣總督府財政來源的40%以上。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臺灣由備戰經濟轉變成戰時經濟，各項生產均以配合戰爭所需物資為主，作為日本南進基地，重要產業顯著成長。主持臺灣經濟的全為日本人，比較現代化和較具規模的事業，皆由日本人經營。發展經濟的資金、技術及管理人員，都來自日本。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運輸困難及日本全力投入戰爭，臺灣必須建立自足的經濟，臺灣總督府推行軍事工業化，煉油、制鋁等產業迅速發展，至1943年達到高峰。由于許多工廠由日本將舊設備運來臺灣安裝，主要設備及材料在戰爭后期運輸困難，加以盟軍轟炸，軍事工業化終至停頓，產量大減，陷入停頓狀態。就生產指數來說，以1937年為基期（等于100），臺灣經濟逐年均有增加，至1940年高達126．28，之后一路下跌，至1945年光復前僅24．04。二戰時臺灣快速軍事工業化，未能達成目標，卻給戰后復興帶來更大的困難。
為解決日本本土食糧短缺，臺灣總督府于1939年起，實施“臺灣米谷移出管理令”，凡米谷皆由臺灣總督府統一買入，非經政府賣出者，不得將其移出。同年，實施“米谷配給統制規則”，規定糧食生產者，扣除經核準的自家食用糧食外，其余糧食，必須全數賣給政府。
農業生產指數由1939年的108．03，跌落至1945年的34．23。稻米生產由1937年的130萬噸降至1945年的63萬余噸，與當時全省人口需要的最低消費量85．7萬噸相較，短缺21．8萬噸，造成嚴重米荒。因實行配給與限價，臺灣未出現因米糧不足而產生全島性的恐慌。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臺灣的糖業資本家在軍部的支持下轉向南洋投資，將資金、設備、技術人員移往南洋。由于戰爭的擴大，糧食問題嚴重，限制甘蔗種植，擴大糧食作物的種植，甘蔗生產迅速下降。1938年，臺灣糖產量達最高值140萬噸，1945年僅有5萬噸。衰敗的米糖經濟嚴重損害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
二戰期間，臺灣物價的上漲以1943年為分野。在1937至1942年間，日本暫時獲得戰爭上的優勢，臺灣經濟被迫積極支援其侵略戰爭。
1937年，臺灣總督府公布九一八統制令，全面凍結物價，實施公定價格，對某些重要物資，如棉、毛、人纖等限制最高價格；對地租、房租及工資均加管制。頒布“外國貿易管理法”、“貿易統制令”，所有重要的通商貿易公司都被統一到特定的統制機關。在軍需生產大量擴充下，雖然物價上揚，在臺灣總督府高壓的物價管制措施下，尚未出現惡性膨脹。1944年，戰爭擴大，軍需浩繁，臺灣大部分民需生產被移為軍用，民生必需品缺乏。盟軍的大轟炸和海上封鎖，大部分生產設施遭受摧毀，人力物力損失慘重，生產銳減。臺灣總督府物價管制措施失去效能，人心浮亂，物價暴漲。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臺北市物價指數較1937年上漲了23倍。
七七事變前，臺灣銀行券發行額約7500萬元。1937年8月，日本政府公布修訂了《臺灣銀行準備金評價法》，將臺灣銀行所有的現金準備，移交于日本銀行，竟以日本銀行的鈔票（紙幣）充數。為了籌措生產資金和軍費，在并無充足準備金的前提下，臺灣總督府大量發行紙幣，將戰爭負擔轉嫁到臺灣人民頭上。1937年，臺灣銀行券發行額為11494萬臺元；1939年，發行額增至17399萬臺元；1942年，發行額再增至29317萬臺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發行量已高達290825萬臺元，超出發行準備額133986萬臺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9月初，臺灣總督安藤利吉下令，放開專賣、放開物價管制，因缺乏糧食，臺灣米價迅速暴漲。臺灣總督府又濫發紙幣，擾亂市場，給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制造新的障礙。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其時，糧荒嚴重，通貨膨脹劇烈，工廠停工，交通中斷，人民饑寒交迫，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留給中國政府的是一個爛攤子。日本人揚言，一旦約10萬日本專業技術人員離開臺灣，臺灣經濟將在6個月內徹底崩潰。
一批批祖國大陸的專業技術人員來到臺灣，努力工作，建設寶島。1953年，臺灣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這在全世界屬于較快速度。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南部地區，至1958年才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作者：褚靜濤，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