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新媒體是當前新媒體發(fā)展的重要領域，它是基于手機及平板電腦等為平臺，以短信、微信、微博類為表現形式的媒體。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寬帶網絡的發(fā)展，加上即時通訊軟件的興起，讓移動新媒體成為眾多用戶的寵兒。目前廣泛使用的移動新媒體包括在基于個人電腦上就已廣泛使用的Facebook（臺灣稱為臉書）、Twitter、微博等，以及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普及后結合即時通訊軟件而出現的WhatsAPP、Line、Kakao Talk、Pinger以及在大陸大名鼎鼎的Wechat（微信）等。即時通訊軟件的廣泛使用，有力帶動了移動新媒體的發(fā)展。在臺灣地區(qū)，據今年7月的消費者行為調查，智能手機普及率已由半年前的51.4%增加至58.7%，持有人達1225萬人。臺灣智能手機的使用者中，90%的都會上社交網站，依賴率亞洲第一。Facebook使用率最高，達到88%，即時通訊軟件中Line的使用頻率較高，為74%。目前大陸使用的WeChat（微信）、歐美流行的WhatsAPP在臺灣也有一定的使用量，但都不及Facebook及Line。

　　一、了解移動新媒體時代的臺灣民意新動向

　　臺灣民意是指在當前臺灣社會里大多數人對于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以及兩岸關系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以及各種現象的意見和態(tài)度。在移動新媒體時代，臺灣社會民意在政治及社會領域呈現3種結構，一是對現狀不滿意者。這部分民意往往較為偏激，其行為易出現破壞社會秩序的舉動。二是公共政策的反對者。新媒體時代公民表達合理訴求的渠道更加多元、暢通，這部分民意屬社會常態(tài)。三是“臺獨”人士。“臺獨”人士利用新媒體進行社會動員，實現政治目標，這也是臺灣特殊歷史環(huán)境下的產物。

　　臺灣民意在移動新媒體時代出現以下一些新動向：

　　首先，島內民粹主義出現進一步抬頭跡象。民粹本意是指平民的治理，用以描述與精英主義相對應的一種民主狀態(tài)。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表現為極端的平民化傾向，將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民粹主義在現實中更多表現出非理性、輕程序、暴民政治的傾向。臺灣的反對黨——民進黨早年正是靠著訴諸民粹，給國民黨貼上腐朽的精英階層標簽，以此挑動族群沖突，攫取政治利益，從而實現了政權輪替。2008年民進黨下臺后，更加重視民粹操作，寄望于以“民主式的階級斗爭方式”重奪政權。在民進黨操作下，民粹主義在臺灣社會愈演愈烈。移動新媒體時代，由于信息發(fā)布門檻低，公眾就是信息發(fā)布與接收的主體，因此實現了“以平民為中心”。這進一步便利了民進黨特別是“臺獨”人士利用新媒體進行社會動員，并以平民、弱者、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自居，進而博取同情，煽動民粹情緒實現政治利益。今年臺灣發(fā)生的“太陽花學運”就是以新媒體為工具，借煽動民粹主義實現政治目的的典型事件。參與其中的所謂民意領袖，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精英或英雄豪杰，明顯特征就是敢打敢沖，言辭激烈。其占領“立法院”、公然破壞法治程序的行為，造反有理的心態(tài)，以及自詡為民眾代言人，都表現出較強的民粹主義情緒。

　　其次，社會民意中的非理性與偏激情緒更易爆發(fā)。無論是對現狀不滿者，還是公共政策反對者，亦或別有用心的“臺獨”人士，網絡的虛擬性與使用者身份的隱蔽性都為其發(fā)言提供了似乎不受限制的空間。加之許多使用者又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這使得移動新媒體中充斥著各種發(fā)泄不滿乃至極端言論，且越是激進的聲音往往更易于獲得關注而形成燎原之勢，因此移動新媒體時代中民意的極端非理性特征更為突出。此外，一對多、多對多的傳播方式，短時間內就能實現信息的爆炸式傳播，這種強大的傳播效果，使得傳統媒體也往往被迫跟進，甚至為了追求時效性與收視率而輕率轉載網絡上的刺激性言論，這又進一步助長了社會中激進與非理性言論的傳播。

　　再次，新媒體時代的民意具有很強的兩面性。由于移動新媒體中信息傳播與接受者的虛擬性以及更為自由的表達空間，加之受眾追求新鮮刺激的本能，使得呈現在新媒體上的民意表面上較為激進，所謂“憤青”在網絡空間比比皆是。但是，如果回歸現實生活中，這些個體的想法與行動其實并非如此偏激。如果根據目前島內某些網絡媒體的民調，國民黨幾乎處于崩盤邊緣，但這事實上并不代表國民黨的真正實力，也不可能撼動藍綠板塊。

　　二、關注新形勢下兩岸關系發(fā)展面臨的輿論環(huán)境

　　移動新媒體發(fā)展成為島內民意形成與傳播的重要渠道，使得兩岸關系發(fā)展面臨的輿論形勢更趨復雜。移動新媒體的突飛猛進發(fā)展與“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特點，讓主流媒體控制輿論走向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影響島內輿論風向的因素更為復雜多變，兩岸關系發(fā)展在島內所面臨的輿論環(huán)境也呈現更不可控、形勢更加嚴峻的局面。以兩岸服貿協議為例，盡管該協議對于增強臺灣競爭力、加速產業(yè)升級、增加民眾收入都有積極作用，執(zhí)政當局也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宣傳。但民進黨基于政黨利益全面抵制該協議，借助新媒體工具，將曲解服貿協議的所謂“懶人包”等大加放松，并“制造一系列聳人聽聞的謠言，如幾百萬大陸勞工進入臺灣、臺灣人將沒工作等”，在民眾特別是青年群體中煽動起一股較為強烈的懼中、反中情緒，成為引爆“太陽花學運”的思想根源。因此，未來島內民意對兩岸關系的看法，除了受到傳統因素影響外，還將受到流行于新媒體中的各種言論的影響和制約，對此應引起足夠關注。

　　移動新媒體作為一種新的傳播手段，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傾向性，但在島內不同政治勢力及意識形態(tài)對立的情況下，各方都在用其進行宣傳動員。因此，移動新媒體的蓬勃發(fā)展，對兩岸關系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只有善加引導，趨利避害，才能造福兩岸中華兒女。（作者王鴻志，系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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