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的“壞”

　　我的朋友中有幾個不喜歡郭德綱的相聲，都是品德良好的大學教授類，可見“三俗”之罵并非全是同行的妒忌之罵；但喜歡郭德綱相聲的，也不都是販夫走卒、市井無賴。那么到底該如何評價郭德綱及他的相聲呢？

　　郭德綱的出現確實有“拯救了相聲”的意味，但他的相聲又遠不是陽春白雪，甚至有幾分不凈；“主流勢力”曾打壓他，卻并不妨礙他火火地往前走，上電視，賺大錢；他那么罵“春晚”，最終“春晚”卻向他打開了大門……

　　這個“郭德綱現象”看上去很復雜，其實很簡單。

　　首先，相聲這種藝術形式，本就不是文人士大夫搞出來的玩意兒，而是民間的、社會底層的產物。而“帥、賣、怪、壞”中，又以“壞”是相聲魅力的靈魂。相聲的演出場所，也不很適合廣播、電視這種廣眾傳媒，而以地攤、劇場比較合適，甚至進行觀眾分級才好。相聲所滿足人們的，不是大義凜然、浩然正氣、高貴優雅的追求，而是為人性中頑劣、調皮甚至庸俗、猥褻的那部分提供一個發泄口。人們聽相聲時的笑，很大一部分是因它搔到了人性中不大光彩部分的癢處而發出，所以德云社劇場的觀眾才會常常喊著要求“來一段不能播的”。相聲雖以搔人性中不大光彩之癢處為特點，卻不是邪惡的，甚至是向善的——這是相聲安身立命的底線。

　　之前的相聲走了幾十年下坡路，原因是這個底線被大大地抬“高”，以至于傷及相聲賴以存活、興旺的根本——那幾分頑劣，或曰“壞”。所謂的“郭德綱拯救了相聲”，其實就是他把相聲又拉回正常軌道，而他的相聲才能或曰相聲天賦，也正是那出奇的“壞”。

　　相聲被人們冷落還與改革開放有關。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生存環境正常了許多，人們很大程度擺脫了思想禁錮，告別了見識短淺、思想簡單、趣味單一、笑點低下……的窘境，進而使那些被“過濾”了的相聲越來越沒市場。從這個角度講，如果人們今天還能花大價錢去聽馬季、唐杰忠當年的《友誼頌》，反倒不正常了，反倒悲哀了。

　　我們勇于承認相聲的不高雅并歡迎它的存在，其更深層的根據是承認世界的豐富性，承認人性的復雜性，承認藝術的多元化及審美的多層次。其實人類的精神世界也需要“五谷雜糧”，也會有垃圾，而相聲的功能之一，就是有利于人們精神垃圾的排泄，就此，它有點像“開塞露”。至于那些不喜歡郭德綱相聲的人（除了因妒火中燒而不喜歡的人），也應該是真誠的，只是可能人家經過多年修煉，已經到達遠離人間煙火而靠聞香采氣活著的境界，所以也就不會有大量的排泄物，就不大需要相聲了，但他們無疑也是“小眾”。一般人雖較難理解人家的境界，但理應尊重人家的趣味和選擇。

　　郭德綱的存在和火爆，本是常識范疇之內的事情——他不違法，不逾越倫理道德的底線，很多人又愿意花錢聽，有什么可指摘、可責難的呢？即使真的就是精神層面的臭豆腐、煙或酒，也沒必要像對待海洛因那樣吧？至于在藝術層面，魯迅在70多年前就已經談過類似問題了。針對當時一些士大夫文人對京劇及梅蘭芳的改造，魯迅寫道——

　　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臟，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更近。

　　有人因此說魯迅對梅蘭芳不夠寬容，但我看到的卻是魯迅對人性及文藝的“大寬容”。魯迅不但深懂文藝，而且不裝蒜，不偽雅，不強權。他要讓文藝在自然寬松的環境中生存、發展。魯迅的觀點同樣可以解釋相聲沒落的原因，同樣可以力挺“郭德綱現象”，不同的只是，相聲的沒落及“相聲藝術家”們的墮落，不是因為“士大夫的幫忙”，而是遭到更強大勢力整治、過濾的結果。

　　說相聲是“開塞露”，并非否認它有促進文明發展的功能。相聲更積極的功能是揭露、諷刺社會各層面的弊端，在這方面，它同樣有著顯著的“開塞”作用。底層百姓最容易遭受不公平對待，所以多有怨氣、憤懣郁積于胸，相聲則很適合為他們打開宣泄的閥門。然而相聲這方面的功能往往得不到施展，這是阻礙相聲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把相聲比作“開塞露”，也沒有貶低它、侮辱它的意思。對于一個郁積深重的“病人”，“開塞露”的價值，遠比人參、鹿茸這類令人上火生燥的補藥大得多。郭德綱和于謙那些窮貧亂逗、自辱家門的相聲段子確實與高雅無緣，杞人憂天的人們還擔心這些相聲會把人聽壞，然而這些相聲再不濟，也比某些歪曲歷史、歌功頌德、愚弄百姓的文藝作品強百倍。至于那些“憂天”的“杞人”，他們認為大眾毫無免疫力，聽了相聲會學壞，這本是他們的習慣思維。郭德綱能在昏暗的相聲世界折騰出如此艷麗的一片天地，實屬大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