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9日發(fā)表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的評論文章指出，在“228事件70周年中樞紀念儀式”上，蔡英文承諾撰寫“轉(zhuǎn)型正義調(diào)查報告”，嚴謹處理“228事件”責任歸屬；同時要求“立法院”本會期通過“促進轉(zhuǎn)型正義條例”，并成立獨立機關負責轉(zhuǎn)型正義。她在致詞時，特別提到“國史館”前館長張炎憲。她說，張老師生前一直盼望228事件中“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要得到改變。

　　然而，誰是228事件的“被害者”？誰又是這個事件的“加害者”？這個問題的解讀必然涉及歷史事件判讀者的“史觀”。舉例言之，甲午戰(zhàn)爭結(jié)束，1895年6月7日，日軍在臺北舉行“始政儀式”，隨即揮軍南下，動用7萬大軍，“掃蕩”各地以“守土拒倭”作為號召的抗日義民軍。

　　1895年8月14日，日軍攻陷苗栗那一天，主張日本應“脫亞入歐”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針對“島民”的抗日行動在《時事新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可嚴重處分》的文章，建議明治政府：“茍不從我政之輩，一日亦不得存在于我版圖之內(nèi)。茍有抵抗我兵者，叛民兇徒之類，不問兵民，全數(shù)誅戮，使成焦類，以全掃蕩之功。”基于這樣的指導原則，民政長官后藤新平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鐵腕掃蕩各地抗日“土匪”。

　　對于殖民主而言，這樣的歷史事件只不過是其“殖民發(fā)達史”的一頁而已。如果殖民地人民持有“自我殖民”的心態(tài)，不敢提出抗議，殖民主絕對不會自動道歉。時至今日，日本貨幣萬圓券上的人物頭像仍然是福澤諭吉，紀念他在明治時期鼓吹“脫亞入歐”，學習歐美國家，對亞洲各“落后國家”采取“殖民帝國主義”的“啟蒙”之功。

　　蔣介石日記保存相當完好，而且已經(jīng)公開。看過蔣介石日記的史家大多同意：他具有理學家和基督徒的雙重性格，對每日發(fā)生的重大事件都巨細靡遺地坦誠記錄。今天臺當局如果愿意接受自主客觀的史觀，便應當放手讓學術界深入研究蔣介石在228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向大家說清楚：在1947年3月8日國軍第21師抵臺之前和之后，到底誰是“加害者“？誰是”被害者“？

　　如果蔡英文堅持“自我殖民”的史觀，不敢公正客觀地面對歷史，她所推動的“轉(zhuǎn)型正義”帶給臺灣的必然是分崩離析，絕不會是團結(jié)和諧。大家不妨仔細觀察：蔡英文的史觀是哪一種？是“自我殖民”抑或“自主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