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即將落幕，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就學運對民進黨的影響發表社論，指出，學運后，民進黨大有重新淪為“麻煩制造者”境地的危險，此為第一重危機，第二重危機則是與“太陽花學運”主流勢力的競合關系。第三，民進黨重新堅定回到“逢中必反”路線之上，大有可能趕走中道力量、中間選民，對于民進黨的選舉或是長遠利益未必全然是有利的局面。

　　社論摘編如下：

　　喧騰一時的“太陽花學運”可望落幕，這是臺灣罕見的大規模學運，不管就運動的強度、人數，還是持續的時間，都超過了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1990年的學運，成為臺灣推動民主改革的重要觸媒，在學運落幕之后，召開“國是會議”、廢除臨時條款等訴求相繼達成，民主轉型與本土化速度加快，同時，“野百合世代”也在隨后的20年間，成為臺灣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中堅力量。

　　雖然，有部分人士認為，“野百合學運”仍無法跳脫遭政治人物利用的命運，成為李登輝與民進黨結合，鏟除國民黨非主流派的契機，但從歷史的、總體的角度來看，“野百合學運”對臺灣社會歷史的發展，主要還是起了正面的促進作用。

　　那么，“太陽花學運”又將如何呢？20年后，人們會如何看待“太陽花學運”在臺灣歷史上的地位呢？

　　其實，歷史還在書寫當中，所有的行動者都會對歷史發展的方向發揮影響、產生作用。如果，在“太陽花學運”之后，青年世代更關心臺灣未來，更關注公共事務，更愿意用理性與知識探討未來出路；如果，在“太陽花學運”之后，各主要政黨都愿意檢討自身的缺失與盲點，認真改革，調整路線；如果，在“太陽花學運”之后，臺灣社會痛感分裂對立之苦，各界精英愿意展開對話、尋求共識，“太陽花學運”或許將能在臺灣歷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從這個角度來說，“太陽花學運”的歷史定位，還需要朝野政黨、社會精英、年輕世代共同來謀求。

　　目前看來，“太陽花學運”確實嚴重的沖擊了國民黨，但國民黨的失，并不等于民進黨的成。事實上，330抗爭發生后，美國方面，從美國在臺協會重要領導人士、國務院相關官員、智庫學者到美臺商會等相繼表態，或批評反服貿學運的正當性，或質疑民進黨是否在幕后進行操弄。雖然民進黨方面對外始終宣稱這是國民黨的宣傳手段，但毫無疑問的，美方應已意識到，“太陽花學運”如果蔓延失控，將危及兩岸關系的穩定，當然也就會沖擊美國的亞太安全利益。

　　如果說美國方面的響應仍留有若干空間，大陸方面傳遞的訊息卻是相當清晰。國臺辦的發言直指民進黨是學運幕后黑手，表示“民進黨在這次事件中的角色和表現，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并指責民進黨“借兩岸協議監督之名，拋出所謂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企圖瞞天過海，將一邊一國塞入其中，再次暴露其臺獨本質”。國臺辦強硬指出，“絕不允許臺獨勢力損害兩岸同胞的利益，破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互利雙贏的現實和未來”。

　　也就是說，原本在民進黨內有識之士提出凍結“臺獨”黨綱之說后，民共之間所營造出比較寬松、友善的氛圍，可說是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后瞬間倒退回了陳水扁后期的緊張局面，民進黨大有重新淪為“麻煩制造者”境地的危險。這是“太陽花學運”落幕后，民進黨面臨的第一重危機。

　　民進黨面臨的第二重危機則是與“太陽花學運”主流勢力的競合關系。

　　“太陽花學運”主導力量所展現的動員能量、議題主導能力以及傳播的技術，可以說已完全奪去了民進黨的舞臺與光芒，民進黨徹底成為政治舞臺上的配角。接下來，“太陽花學運”的主導力量一定會和民進黨之間產生微妙復雜的競合關系，一方面在兩岸問題的立場上牽制民進黨的轉型，一方面在議題上影響民進黨的主導權，再一方面則會和民進黨爭奪支持群眾。這股力量和過去的傳統“獨派”力量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其論述、宣傳與成員的年輕化、活潑化，對民進黨的沖擊顯然遠大于傳統“獨派”。

　　最后，民進黨重新堅定回到“逢中必反”路線之上，是將激化臺灣社會的對立，也大有可能趕走中道力量、中間選民，對于民進黨的選舉或是長遠利益未必全然是有利的局面。

　　“太陽花學運”之后，國民黨固然出現潰敗跡象，民進黨卻也面臨三重危機，即將產生的民進黨新領導人能不惕厲小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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