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5日社論指出，臺灣“一例一休”新制剛剛上路，各項沖擊立刻涌現(xiàn)。許多餐飲、運輸業(yè)紛紛宣布調(diào)漲價格，醫(yī)院、郵局、清潔隊等機構則縮減服務時間，中小企業(yè)和農(nóng)牧業(yè)為人力短缺叫苦連天，大型企業(yè)則改設無人工廠或添購機器人取代舊有勞工。如此四面八方而來的沖擊，對臺灣而言，規(guī)模恐怕不輸“海嘯”，臺當局不可輕忽以對。

　　新制度實施，當然不會是“無痛分娩”，勞資雙方乃至消費大眾都必須設法調(diào)適。問題是，蔡當局在強推“一例一休”時，不僅缺乏必要的社會溝通及利弊評估，甚至任由“立委”胡亂加碼，低估了新制的實質(zhì)影響。更令人扼腕的是，“行政院長”林全接受媒體訪問時一派輕松地說出“漲價是必然結果”，仿佛在向所有企業(yè)放發(fā)“漲價許可證”。這種輕率的態(tài)度，不以人民生計為意，絲毫沒有責任感及同理心，實有愧“行政院長”之職。

　　臺灣“一例一休”新制設計，原意是要保障勞工權益；但從實際施行的效果看，勞工卻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其中原因，可分為三個面向分析：第一，勞新制雖大幅提高了加班累進費率及休假強制，但此舉因大大改變了企業(yè)經(jīng)營的人力需求，使人員的周轉愈發(fā)不易。面對加班費大增，許多雇用單位基于成本考量，都以取消加班因應新制；對勞工而言，加班費則變成了“看得到，吃不到”。

　　第二，在原本比較寬松的舊制中，有些勞工愿意透過自愿性的加班，領到額外的薪水，以補充家用。但如今，由于新加班費采取大幅累進，制度變得更嚴格而僵硬，雇主只能壓縮加班人力；如此一來，許多基層勞工也就連原有的加班費都無法領到。對這類勞動者而言，這就成了“變相減薪”。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勞工本身也是消費者，當市面各項物價因為“一例一休”推升成本而喊漲，但勞工的薪資卻未增加；這一漲一停之間，勞工必須以同樣的薪資去應付更龐大的開銷，生活勢必會更加感到拮據(jù)。在臺灣，多數(shù)大型企業(yè)原本就提供優(yōu)于勞基法的待遇，其員工或許不成問題。但對眾多利潤微薄、制度未上軌道的中小企業(yè)或家庭企業(yè)，立刻面臨棘手的經(jīng)營困境。而這類企業(yè)雇用的眾多“邊緣型勞工”，即可能面臨收入降低、乃至裁員或失業(yè)的危機，生活反愈艱困。這點，顯然是蔡當局必須謹慎因應的問題。

　　林全說，“一例一休”實施“漲價是必然結果”，除了態(tài)度輕率，他也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如上所述，許多勞工面對新制已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則除了要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最直接的沖擊就是“服務縮水”。原因是，“勞基法”規(guī)范的不只是制造業(yè)員工，還包括各行各業(yè)的人員，新制上路后，醫(yī)院、郵局、便利商店、居服員、垃圾清潔隊，有的提前打烊，有的縮短服務時間。如此造成的種種不便，勢將引發(fā)對蔡當局的新一波民怨。

　　這么多的后遺癥，蔡當局如果事先不曾想到，那就是失職。而如果想到而不設法因應，卻放任事態(tài)發(fā)展，那就是更大的失職。追根究底，“一例一休”決策之所以在社會溝通上一片空白，最大的癥結就在于蔡當局的傲慢與托大。其一，故意舍原國民黨版比較溫和的設計而不為，非要打造民進黨的激進版，結果反成敗筆；其二，蔡英文透過由上而下的指令強推，高舉道德旗幟，導致外界噤聲，正反意見無法并陳或交鋒。由此可見，空有政策理想，卻無法選擇正確的路徑與配套，終是枉然，且留下嚴重后遺癥。

　　“一例一休”的效應正在擴大，目前所見的“三部曲”為：一是各類物價喊漲，二是各種服務縮水，三是邊緣勞工就業(yè)不保。這三項沖擊，民眾必須忍受，但蔡當局也必須提出因應紓解之道。“造福”為名的政策，卻帶給勞工和民眾更大的痛苦，是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