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時長、手術風險高、醫患糾紛多、收入低、年輕醫師少，臺灣醫師人力不足，醫師人力荒問題日漸顯現。隨著近些年臺灣人口老齡化加速，“醫荒”問題愈發引起社會擔憂。

　　“醫荒”問題 日益突出

　　臺灣衛生研究院在其最新的一份評估報告中指出，預計到2022年，內科醫師不足人數將達到3527人，外科和婦產科分別缺1519人和216人，兒科最多缺額361人，急診人力短缺將達到604人。

　　臺灣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熊昭認為，作出這樣判斷的重要依據是臺灣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臺灣有關部門今年4月份發布統計數字，截至今年3月底，臺灣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14.05%，宣告正式進入“高齡社會”，并且預計8年后突破20%，進入“超高齡社會”。“臺灣每年培養的醫學系畢業生大約有1300名，而老年人口卻是以幾乎每月1萬人的速度增加，對醫師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尤其是內科。”熊昭說。

　　老年人最常出現的慢性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癌癥等，都需要到內科就診。據測算，65歲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到內科門診的就醫次數合計為37.93次，是30至50歲人口的5倍。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內科的看診壓力最大，也是醫師人力荒的重災區。熊昭透露，臺灣內科醫師招收率2012和2013年只有六成。自2013年起每年補助五大科年輕醫師12萬元（新臺幣，下同）后，內科仍然只有八成招收率，新增醫師數量難以滿足現實醫療需求。

　　相比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臺灣山地離島地區的“醫荒”現象更為嚴重。花蓮縣玉里鎮慈濟醫院醫師李晉三每周需要搭車下鄉出診一到兩次。“山地偏鄉醫療資源有限，有的居民要看個門診至少得坐2小時的車，他們來不了的話就只能我過去了。”李晉三說，臺灣山地離島地區，每萬人擁有醫師數是全臺平均水平的1/3，部分地區的醫民比甚至能達到1∶4300。“其實整個臺灣東部地區醫師招聘都很困難，年輕醫師不愿來，我們只好繼續做下去。”讓年屆七十的李晉三最感擔憂的是偏鄉醫療事業后繼無人。

　　的確，就診患者的年齡在增加，醫師隊伍也在老化。有業內人士分析目前全臺執業醫師年齡，其中60至69歲數量從2015年的5765人攀升到2017年的6180人；全臺60歲以上醫師占醫師總量的比重從2013年不足15%增加達到如今的17%。在醫學生招生總量變化不大的情況下，醫師老齡化必然持續加深。

　　“高危”過勞 冷熱翻轉

　　比起醫師總量的不足，年輕醫師隊伍的結構失衡更令人擔憂。

　　在臺灣，醫學系畢業生進入醫院一至兩年就要開始選科，向專科醫師深造。選擇哪個專科，是年輕醫師們在求學時期就極為關注的話題，網絡上甚至總結出了所謂的選科“口訣”：“一皮二眼三耳鼻，四射五精六病理，七復八尿九家醫，還有放腫和核醫。”

　　看到這份選科“口訣”，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部長郭耀仁搖頭苦笑。在他當年選科的時候，皮膚科是絕對的冷門，許多醫學生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外科醫師。“現在年輕人一開始好像也有滿腔的熱血想要來外科，但是目前許多醫師對此很猶豫。”53歲的郭耀仁如今依然是醫院口腔癌的主刀醫師，這種手術耗時耗力、技術難度極高，卻只有少數年輕醫師愿意跟他學習。“內外婦兒四大科承擔了超過八成的診療任務，如今卻淪為年輕醫師選科的冷門。”郭耀仁談起現狀頗為唏噓。

　　作為重癥醫療的主要科室，小到感冒大到肺癌，與“呼吸”有關的疾病幾乎都屬胸腔內科的范疇。然而，據臺灣胸腔暨重癥加護醫學會的統計，參加胸腔暨重癥專科醫師考試的人數，從平均每年近80人，銳減到2016年的38人、2017年的19人。

　　“胸腔內科的診所開業醫師非常少，選擇這個專業，等于要一輩子待在醫院加護病房，而加護病房往往是醫院最賠錢的部門。”胸腔暨重癥加護醫學會理事長、高雄長庚醫院副院長林孟志直言，由于現行健保給付制度的缺陷，胸腔內科醫師的收入在內科中都墊底。

　　臺北長庚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李智晃擔任急診醫師15年，應對各種突發狀況是家常便飯：“午餐一直到下午3點才吃，晚餐常常根本來不及吃，這就是急診的不確定性，只要病人來我們就必須處理。”李智晃坦言，對急診的辛苦，同事們都有心理準備，但頻繁出現的醫療糾紛和醫療暴力給大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根據官方統計，全臺醫療暴力從2014年起持續向上攀升，由207件上升到2017年的353件。

　　臺大醫學院麻醉科教授王明鉅處理過很多醫療糾紛案，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最后訴諸法院判決。在臺灣不到5萬的執業醫師中，每年有約500名奔波于法院和檢察署之間的涉訟醫師，大部分出自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科五大科。“當被告最大的困擾不是入獄或被判賠償，而是漫長的訴訟程序對醫師精力和熱情的損耗。”

　　對策雖多 落實尤難

　　為了解決五大科醫師荒問題，提升醫療品質，臺衛生部門研擬了大大小小多項對策，其中尤以“醫師全面納入‘勞動基準法’”和“醫療事故及爭議處理法”最為引人關注。

　　按照臺灣衛生部門的規劃，所有醫院受雇醫師將于2019年9月全面納入“勞動基準法”。如此，醫師每周工時將降至80小時，且排班間隔至少有11小時。以法律的方式解決醫師過勞問題是否可行？嘉義基督教醫院工會理事長趙麟宇醫師直言：“條文隱憂很多，在現有條件下很難達到理想效果”。

　　按照臺灣衛生研究院的測算，如果醫生每周工時降至80小時，在醫療品質不變的情況下，光是教學醫院就需要增加900名主治醫師，計算全臺灣的缺額只會更多。衛生部門負責人雖說要建立嚴格的評鑒制度督促醫院落實“勞基法”，但基于現有人力，趙麟宇并不相信評鑒制度能讓醫院遵守“勞基法”。“符合規定的排班表醫院肯定能做出來，但醫生該加的班還得加。”

　　同樣讓人失望的還有協助解決醫療糾紛的“醫療糾紛關懷小組”。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劉淑瓊在調查中發現，2015年“生產救急條例”明文規定醫院應成立的關懷小組基本“有名無實”，“醫療糾紛中的病患和親屬接受此項服務的比率從2015到2017年，由17%僅增至18%。”

　　最讓劉淑瓊感到不滿的是，醫療糾紛中，醫院往往把責任推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而正在審議中的“醫療事故及爭議處理法”，居然繼續讓醫護人員作為糾紛調解的主體。“和病人簽署合約的是醫療院所，拿錢的也是醫療院所，為何責任卻都歸給醫師個人？”她主張應要求醫院給涉及醫療糾紛的醫護提供關懷與員工協助方案，保障檢討錯誤及通報醫療事故的基層醫護可免于究責處分。（記者 馮學知 任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