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臺灣的“低薪總經理”的議題成為媒體的焦點。年輕人低薪已經不是新聞，但高階經理人也跟著低薪，就令人不解與震驚了。

　　云林科技大學副教授潘華生23日在《中國時報》發表評論說，遙想25年前，臺灣還與香港新加坡韓國在伯仲之間，遠遠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拋在腦后。但根據財經媒體的報導：相同職場位階，臺灣高階主管的年薪不但比不上昔日四小龍伙伴與大陸，竟還落后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甚至越南的基層勞工的起薪也已接近1萬臺幣，中階管理干部薪資則已接近臺灣廠的水平。

　　臺灣的低薪現象所衍生的憤愆，甚至是本次國民黨選舉大敗的主因之一：貧富日漸懸殊，占多數人的工薪階層早積怨已深，他們不理解在生活已經日漸拮據之際，馬當局為何還放手讓油電雙漲，加上年輕人謀求合意職業不易，不滿現況之下，只能找執政黨出氣。

　　事實上藍綠政黨在經濟政策上并無顯著差異，即使2016年政黨再次輪替，也難有太多的差異。甚至國民黨在經濟政策上較民進黨顯然較為開放與進步。

　　那么，低薪惡性循環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新臺幣貨幣長期被低估，目的是以抑制進口鼓勵出口。但若轉變成以實質購買力的貨幣平價民眾所得來看，臺灣的所得其實不低。甚至超越日本與韓國。但一旦以名目匯率轉換，臺灣的所得與物價均不可思議的低價。因此，臺灣“中央銀行”將新臺幣長期低估以鼓勵出口的思維，或臺當局急于營造有價格競爭力的低成本制造業環境，以吸收臺灣廠商鮭魚返鄉的思維，恐是雪上加霜。

　　其次，外來競爭不足。近年臺灣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年年墊底。其結果是對本土臺灣廠商在人力資源的競逐上缺乏有效競爭。坦白說就算是對大陸開放服貿協議，也不見得有多少大陸廠商愿意前來市場規模與潛力皆小的臺灣投資。更何況臺灣社會還以保護島內弱勢中小企業生存為名關起大門。使得陸商藉服貿協議來臺創造雇用的可能也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