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立委”選舉投票，結果民進黨大敗，大概是過去十年該黨輸得最慘的一次。執政黨選輸，當然與他們執政表現不佳有關。但是最讓人民受不了的，恐怕不是執政表現好壞，而是他們動輒制造紛亂、鼓動對立的“當家鬧事”作風。以備詢為例，執政黨不論是“部會”首長或當局官員，都常擺出強勢應對的姿態，給人一種“不惜對干”的感覺。一般而言，強勢的姿態都常會導致對峙、虛耗，在對峙之一方讓步以前，事情的發展都充滿不確定，社會大眾也都對此氛圍感到焦躁不安。由于這社會不安部分是肇因于主政者強勢，因此，主政者此種“不畏沖突、不惜對干、不怕虛耗、不作妥協”的作風，當然就是“當家鬧事”。如果說“當家不鬧事”是一種社會規范，那么“當家勤鬧事”似乎就值得深入分析了。

　　假設我們將“當家不鬧事”視為一句諺語、一種道德規范，而不去細究其背后的可能意涵，恐怕就會失之膚淺。臺灣《中國時報》日前發表評論說，諾貝爾獎得主貝克（G. Backer）指出，社會上流傳久遠、習以為常的規范，即使是道德層面的，其實隱隱然也有其理性支撐；若無理性支撐，這些規范通常不太容易長久存在于社會。對政客而言，沒有理性基礎的道德訴求更是不可依恃；政客們通常是精于算計、斟酌利害的動物，他們當然不會去服膺一個不符理性算計的道德呼喚。民間若會留下「當家不鬧事」的諺語，必然是因為鬧事會不利于當家政客。因此，我們必須要把政客鬧事的后果予以理性鋪陳，才可能理解目前的當家者為什么喜歡鬧事。

　　首先，讓我們檢視當家鬧事的可能壞處。選前一階段或二階段領投票的選務流程爭議，藍綠陣營僵持不下，好一陣子無法取得共識，為此次大選埋下不確定性的種子，但最后卻是藍營讓步才解決爭端。照理說，執政黨掌握行政資源，有能力通過協商、交換，理性解決這些紛爭。然而，執政黨先前卻接連拋出“戒嚴說”、“緊急命令說”、“延選說”以為響應，造成政局動蕩、民心難安，不確定性的氛圍濃厚；這恐怕也是去年十二月臺北股市大跌與投資疲軟的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投資大眾不見得喜歡利多或討厭利空；他們最害怕的，反而是不確定。財務理論告訴我們，透過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利多消息必然會使投資報酬率以及證券價格上漲；而利空消息則會使證券價格下跌。然而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其影響卻是相當難以估計與衡量的。因此，當投資人對后市感到多空不明時，最常見的應對方式往往為遞延其消費與投資決策。這樣的遞延效果，讀者可以從去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小客車銷售數據大幅滑落看出端倪。汽車屬于耐久性消費財；當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時，大筆金額的消費或投資，通常會延緩決定。倘若臺當局真的頒布戒嚴、緊急命令或延期選舉，將會對臺灣社會造成巨大沖擊，籠罩在這種不確定因素的陰影下，消費者的信心不足，只好等待局勢明朗時再行考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民間耐久性消費財的支出必然會大幅滑落。

　　政局不安造成內需不足、企業倒閉，這帳要記在誰頭上呢？一般而言，偶爾一次或可說是在野黨搗蛋，但持續數年如此，就很難再硬拗了。我們想要提醒所有的主政者：當家鬧事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最終往往仍是由當家者負擔。任何熟悉企業管理ＡＢＣ的人都了解，企業老板承擔公司經營成敗的所有可能風險。正因如此，學界都將業主稱之為剩余價值請求權人（residual claimer）。在政治上，所謂業主就是執政者；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所有剩余的政治后果。社會學大師韋伯（M. Webber）所說的責任倫理，所指正是如此。韋伯指出，主政者如果只是陳述理想、挖心掏肺地表白、強調自己起心動念之善良、加入聯合國的意愿有多么強，那是毫無幫助的。負責任的主政者不能空談理想，而要想辦法解決問題、做出成績。而人民由于不了解諸多政治細節，只能以成敗論英雄。政通人和是成功；經濟衰敝就是失敗。簡單若此，其余皆屬枝節，政客們無需多做解釋，人民也沒有必要聽他們廢話。

　　總之，當社會動蕩不安、民間投資消費呈現負成長、企業無預警倒閉，而很難歸咎于特定因素時，往往由當家執政者吸收社會成本。當執政者以停選、戒嚴等手法威脅在野黨時，表面上看起來占了上風，事實上，臺當局正在為自己制造的不確定性，付出龐大的無形社會成本。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當家不鬧事”其實與企業管理中的“剩余請求權”論或韋伯的“責任倫理”論，都是圓融互通的。當家若常鬧事，他一定就會想盡各種辦法，把責任推卸出去；或說是天災地變、或說有恐怖攻擊、或說是有人唱衰、或說是在野掣肘。講來講去，鬧事的當家就是不肯承擔剩余的成敗責任。

　　結論是：社會搞爛了，都是你們的責任，不是我的責任！問題是，人民能同意這樣的卸責語言嗎?
讀者若問企管學者：一家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常鬧事，弄得股票大跌、利潤縮水，小股東該怎么辦呢？他們的答案一定很簡單，下回董監改選時不投票給現任的董事，促成董事會改組與總經理換人。用白話文說，那就是“當家不該鬧事，鬧事不配當家”。上個周末，臺灣的選民用選票對這個句子做了最好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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