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近日刊文稱，臺灣“最高檢察署特偵組”轟動登臺半年多，偵查行動熱鬧有余，究其實，卻未表現出異于以往的檢察新文化及新風范，反而清楚暴露檢察系統過往的病征。

　　文章指出，各界期待特偵組成立，不過是等待一個能和當權說“不”的檢察頭子，由他帶領兼有部分“司法”性格的檢察官，放空官位和利益，為人民辦案。可惜，理想禁不起現實考驗，通過“立法院”同意權的“檢察總長”，放不下“立法院”的人情，也放不下和高層的關系；一上任，就因和黃芳彥的夜宴事件，喪失了足以“威嚇天下”的凜然正氣。

　　少了這股氣，“總長”彷佛消失般，難得出面講話，更不敢講重話。于是，當特偵組遭“首長特別費”案纏身，“總長”竟像個局外人似的消失無蹤，不敢談統一見解，無法解決不起訴后的再議爭議，看不出“當家”的樣子。

　　掙不開政治性案件的包圍，連民生有關的“囤積”案件，都消耗了特偵組的名器。在“特別法”廢除后，囤積已很難構成刑罰，就算是特偵組，又能奈何？這種配合政策演出的案件，并非一定要特偵組出面不可，特偵組卻被推到最前線，大家長一樣默默承受。

　　少了昂揚抬頭、適時說不、就案件論案件的氣魄，特偵組還剩什么？不過是一般檢察署的復制品罷了，何“特別”之有？而且，若行政力量可以隨意動搖特偵組的意志，那么，要控制一個組，反而比控制全臺各地的檢察長、檢察官來得容易，不是嗎？

　　成立特偵組，所為何來？未成立特偵組前，一個地方的檢察官就可以傳訊“總統”，一個高檢署的檢察官就敢于起訴“總統”；成立特偵組，原是要加強對檢察總長的保障，建構出更無懼外力的偵查小組，實際運作起來，怎么全變了樣？

　　文章最后表示，制度在于人的實踐，當人失去理想，甘被現實操控，制度自然就會變調。特偵組是檢察官向上提升聲望的產物，特偵組的榮辱屬于檢察官全體，如今這種表現，需要檢察官們好好把脈了。

[責任編輯：張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