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各州選舉人于當地時間19日投票選出新一屆總統。以往這個環節只是“走過場”，但今年據說會有一些選舉人“反水”，因此引起輿論關注。

　　其實，選舉人投票后2016年美國大選才算真正完結。但今年的選舉是一場美式自由民主的擁躉和美國多數精英階層不愿意看到的大選，因為它“太民粹化”。無論是桑德斯那樣的左翼民粹，還是特朗普那樣的右翼民粹，在精英階層看來都是對美國民主的挑戰。而且問題不僅僅存在于美國，歐洲的民主也遭遇同樣的境遇。那么，什么是民粹主義，它從哪里挑戰了民主呢？

　　民粹主義又被譯為平民主義，它的基本精神是以維護平民利益為由反對精英。在精英階層看來，民粹主義就是“多數的暴政”。但在大眾那里，民粹主義事實上是民主在制度外的延伸，是對民主制度回應性失敗的一種反映。

　　所以，英國民粹主義研究專家保羅·塔格特評價說：“民粹主義發生于代議制民主失靈的地方”。從這個意義而言，美國民粹主義的出現反映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危機，如果人們只是簡單地去反對民粹，而不去反思自由民主制度出現的問題，那么民粹主義不僅不會在反對中消解，反而會在反對中愈加激進化，甚至導致美國民主的崩潰。

　　美國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種精英民主制度，因為它把民主看做選拔精英的手段(即“經自由競爭達到好的精英治理”)，而不是通向民眾直接治理的工具。這次美國大選暴露出的民主問題，不在于它的精英性質，而在于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斷裂。

　　自由民主之所以被一些人看作一種能夠通往精英治理的手段，是因為他們認為競爭性選舉為精英治理提供了一種反饋性的機制，這種反饋性就是如果精英治理的不好，那么它會面臨著下臺的威脅。這種由競爭性選舉搭建的反饋性機制被視為民主的核心環節，也是將自由民主模式的精英政治稱作民主政治的原因。自由民主理論家們認為，其他精英政治沒有建立這種反饋性機制，所以是不民主的。但這種區分民主與非民主的邏輯存在著一個嚴重的、但被人們忽略的問題，即它用形式邏輯替代了實質邏輯。

　　他們所說的反饋性機制的民主性，體現于保證精英回應人民訴求的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并非天然存在于競爭性選舉的形式之中，即僅僅由人民選出統治者并不能保證統治者就能回應人民的訴求，因為公共政策制定環節是在公眾審議之外的暗箱中操作的，只有輸出的政策平等地回應了各個階層和利益團體的訴求，這個反饋性機制的民主性才能最終成立。

　　但事實情況是，大量的研究數據顯示，美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受強勢利益集團的影響非常大，大到民選政府事實上很少去回應社會中最大多數選民的訴求。因為與強勢集團相比，多數選民的組織性弱，且缺乏金錢，官員們為人民謀福利無利可圖。所以如今大多數美國人的切身感受是，政府只代表1%的有錢有勢者，而99%的普通民眾并沒有被代表，美國民主出現了精英與大眾的脫節，出現了寡頭化的傾向。

　　事實上，在代議制民主被自由民主理論家建構為一個現代民主概念和模式之前，從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選舉一直被看做是非民主性質的政治選拔方式。亞里士多德說：“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拈鬮(抽簽)法素來被認為屬于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于寡頭性質。”對此，孟德斯鳩也有同樣的看法：“用抽簽的方式進行選舉是屬于民主政治的性質。用選擇的方式進行選舉屬于貴族政治的性質�！倍�貴族制和寡頭制的區別則在于同樣是少數精英統治，貴族制的少數精英能夠維護公共利益，而寡頭制的少數精英僅僅維護少數精英集團的私利。

　　代議制民主的倡導者之所以把選舉看作是新型的民主模式，無疑他們對選舉保證貴族制的公共性持有樂觀的態度。但美國的政治實踐證明了亞里士多德的遠見，單純的選舉制度必然蛻變為寡頭政治，這次美國民眾的民粹主義表現正是基于他們對這種蛻變的不滿，他們期望恢復代議制民主理想中的公共政治，期望民選代表能夠看到他們的需求，回應他們的訴求。

　　遺憾的是，如果不能從制度上改變金錢對美國公共政策的影響，無論誰上臺，都不可能給多數選民交出滿意的答卷，因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保持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它是一個由有錢人設計的通過重重制衡和分權，壓制多數民眾力量的非民主政體。在現有制度設計下，若想保證這一非民主政體的貴族性質，即它為公眾利益考慮的公益性質，事實上只能寄托于統治精英的道德良知，而美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實踐反復告誡人們的一個道理是，良知和道德是靠不住的，所以美國的政治制度總是會出現寡頭化的趨勢。

　　從2016年的美國來看，站出來反對這一制度寡頭化的正是精英眼中的民粹主義暴徒們，但這些暴徒們選出來的代表——特朗普，如果不愿或者不能推動美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這一由精英操縱的民主游戲就還得玩下去，直到民眾無法忍受，開始真正意義的制度外反抗為止。(作者是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