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畏人情卻不畏法律

　　廣州太和鎮城管隊長王寶林，于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任職期間，受賄所得400余萬，另有689.51萬來源不明。對此王稱：“行賄人都是見不到我的，都是通過中間人來行賄，這些中間人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話，得罪不起。”

　　如果說一個城管隊長兩年受賄400多萬已經讓人大跌眼鏡的話，這么個“小吏巨貪”說出的這番話更是讓人哭笑不得。一個鄉鎮的城管隊長，芝麻官中的芝麻官，竟然面臨如此之多的請托，并且都還推不掉，掉進了為情所困、情大于法的陷阱。

　　想來這個城管隊長和當年鄆城縣押司宋江的官位差不多。《水滸傳》中宋押司殺了閻婆惜，這是個殺頭的罪。不過這位宋哥哥在江湖上人脈極廣，在各方請托下最終逃了一死，上了梁山還干出了一番大事業。就中國人的傳統心理而言，對罪犯宋江還是同情有加的。因此，當這位巨貪隊長說出受人情所迫鋌而走險的實情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此番說辭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

　　這個官位不大、胃口不小的官員也說出了傳統“人情社會”轉向“現代法治”的艱難。譬如他說，“這里就像一座廟，廟里有很多菩薩，我肯定不是最大的菩薩，也不是最小的小鬼。他們到廟里來上香，肯定不是只給我一個上。”我想他說的也是實情，在許多基層執法部門，“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找人”。即使不找這位城管隊長，也會找到其他“菩薩”，最終還是能夠“擺平”。造成的結果是“法律不可信，關系最可靠”。因此不少貪官當然不用畏懼法律，卻實實在在畏懼人情。

　　說起來，王隊長的這張人情網，本質是一個“腐敗掮客”所構筑的保護傘。這些“腐敗掮客”懂“人情世故”，也善于利用“體制空檔”，既能把“體制內”的事拿到“體制外”解決，又能把“體制外”的事搬到“體制內”來擺平，把非法的變為合法。當下反腐的難度正是在于，堵塞掮客們的操作空間，封住權力和市場之間的灰色地帶才能治本。法律和私情本不可“兼愛”，前者像天空的星斗，應該轉化為心中自覺的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