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就業主力軍就業趨勢研究報告》出爐，報告顯示2015年90后簽約月薪為2687元人民幣，但畢業生簽約薪資的高低與父親的職業存在明顯關系。父親是公務員的畢業生平均簽約最高，達3614元人民幣；父親在家務農的畢業生首份工作的平均工資最低，僅為2552元人民幣，比父親在國家機關工作的畢業生人群低了1062元人民幣。（8月27日《參考消息》）

　　看到這則新聞，不禁想起媒體之前關注的兩種現象：一種是中國高達八成人認為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另一種是中農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畢業生失業率高達30.5%，遠遠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仔細品味，這兩種現象與畢業生平均薪資“拼爹”有些微妙聯系。試想，在擁有同等學歷和能力的背景下，畢業生僅僅因為“爹”不同而導致獲得薪資的平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自然致使不少出身平民家庭者感嘆懷才不遇。至于說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失業率遠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則可以視為造成薪資“拼爹”現象的直接原因。

　　往深層次講，畢業生薪資“拼爹”現象與社會成員感嘆懷才不遇、農村家庭出身畢業生失業率高，都從某種角度折射出社會階層利益固化——尤其是近年來，農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等概念日漸清晰，很多人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很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極大；“逆襲”對于很多出身平庸的家庭孩子來說，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很明顯，社會階層利益固化是一種馬太效應，這種利益通過代際轉移也是社會公平土壤不夠夯實的體現，背后的原因則是相關制度不健全、部分權力濫用、資源分配不均等。

　　以畢業生薪資“拼爹”為例，按道理，在充分競爭的市場分配制度中，畢業生的收入分配和本人的才智、能力正相關。“拼爹”只能說明目前的社會分配和評價體系充斥著權力和金錢的陰影，導致招考、就業、升遷、薪資等多個環節因勞動者血緣關系不同而存在差別化待遇。這方面，已有太多事實證明。如一些地方招考事業編專門針對領導干部家屬，銀行招聘要填“社會關系”等。至于一些官員濫用權力，為子女就業、升遷等開辟“綠色通道”，也是屢見不鮮。例如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不少“大老虎”，就利用手中權力讓其子女及家屬在一些公司拿干股、發大財。

　　總之，在一個出彩機會多元化、各種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會，公民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實現“逆襲”。而在現實中國，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消弭公民對“出身成分不好”的擔憂和失望，讓所有人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并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仍是一個深刻命題。在筆者看來，要打破這種社會階層固化，一方面需要從政策、制度層面解決農村生源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面臨的就業機會較少、求職成本相對較高、就業歧視等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大力量打擊部分領導干部大搞“子憑父貴”現象，鏟除選用人用的腐敗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