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云：三十而立。我和臺灣名詩人余光中以詩結緣已有整整三十年，歲月匆匆，足夠一個人由呱呱墜地而至成家立業(yè)了。唐代詩人王貞白說：一寸光陰一寸金。三十年光陰，三十年往事，少說也已是遍地黃金了，驀然回首，叫我如何能一一收拾在這篇短文中呢？
猶憶和余光中的不期而遇，那是在他的家鄉(xiāng)福建，福建的泉州，泉州的一家客舍，客舍中的一張小報之上。時當1980年的高秋之日，福建省文聯(lián)舉行舒婷詩歌研討會，我應邀忝列。會后一行人去廈門鼓浪嶼，路經泉州，下榻于泉州市總工會招待所。室內有總工會辦的小型報紙，副刊名“百花園”，我信手拈來，《鄉(xiāng)愁》與《鄉(xiāng)愁四韻》二詩赫然入目，其濃烈情感妙喻巧思和清新洗練的詩風，讓封閉已久的我有驚艷之喜，并牢牢記住了“余光中”這個陌生的名字。隨后，我便以《海外游子的戀歌--讀余光中的<鄉(xiāng)愁>與<鄉(xiāng)愁四韻>》為題，撰文發(fā)表于1982年初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名作欣賞》雜志。此文隨即為香港的《當代文藝》轉載，編者按語說它“是大陸評論余光中詩作的第一篇文章”。其時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由于繆斯一線相牽，我們便開始了頻繁的鴻雁傳書，將阻隔的天涯縮成了近在眼前的咫尺。
1985年8月，余光中離港去臺執(zhí)教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承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友人黃維梁的美意邀請，我南下赴港，在中大盛夏時柳色依舊青青的校園里，和余光中第一次握手。如果在泉州是和他紙上初識，那在香港則可稱一杯美酒喜相逢了。自此之后的十多年中，我們數(shù)度重逢，多回把晤，我也寫過一系列宏觀或微觀的評論賞析他的詩作的文字，其中的《隔海的繆斯--論臺灣詩人余光中的詩藝》，刊發(fā)于1987年北京的《文學評論》。1994年夏我應臺灣中國文藝家協(xié)會之邀訪臺，南下高雄時下榻余府，余光中百忙中陪游三日，詩酒言歡與山海風光，都收錄在我的散文《天涯觀海》與《澄清湖一瞥》之中。
1999年9月，余光中首度訪湘，為時半月，由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邀請，經訪臺的湘省作家水運憲面邀促成。我與水運憲全程陪同，我曾作《楚云湘雨說詩蹤--余光中湘行散記》以記其盛。
余光中錦心繡口，筆花飛舞，汨羅屈原祠中，他在宣紙上揮寫了即興之句：“烈士的終站就是詩人的起點？昔日你問天，今日我問河/而河不答，只水面吹來悲風/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羅。”
巴陵岳陽樓上，把欄桿拍遍，他題寫了如下的詩行：“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依然三層，卻高過唐宋的日月/在透明的秋晴里，排開楚云湘雨/容我盡一日之樂，后古人而樂/懷千古之憂，老杜與范公之憂。”
在常德市，我們參觀沅水之濱長達六華里的詩墻，其上鐫刻的是自屈原以來的古今詩歌名篇，臺港與海外新詩部分由我負責遴選，其中就有余光中的《鄉(xiāng)愁》和洛夫的《邊界望鄉(xiāng)》。我與余光中分別立于《鄉(xiāng)愁》詩碑之一側，舉手交握，余光中笑道：”原來我人在那頭，詩刻在這頭，現(xiàn)在不是這頭那頭，而都是一頭了！”收藏這一瞬間而想傳之久遠的，是周圍無數(shù)閃光的鏡頭和正在高空俯瞰的秋陽。
我有幸兩次和余光中一起祭祀屈原，一次是2005年汨羅的端午，一次是2010年秭歸的端陽。從秭歸返回武漢的途中，余光中應邀至位于宜昌市的三峽大學演講，演講場地是該校體育館，人山人海，校方號稱聽眾有八千人。來自四川的詩人流沙河，以川音朗誦余光中寫四川的《羅二娃子》，我則背誦他的《珍珠項鏈》、《尋李白》、《戲李白》、《民歌》四詩。幾年前，余光中在《楚人贈硯記--寄長沙李元洛》一詩中曾經寫道：“我有詩千首，大都不能背，他隨口記誦，吐金石之宏音。”此時不背，更待何時？余光中呢，他是盛會的主角，除了題為《我的四度空間》的精彩講演，少不了以中英文誦詩，更少不了應聽眾之請朗誦《鄉(xiāng)愁》，讓在一旁側耳傾聽的我，恍兮惚兮回溯了那長達三十年的時光。 （李元洛）
